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4年抗战、历史性决战，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不能被轻歌曼舞所误，不能“隔江犹唱后庭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过许多革命老区考察，看望老区人民，对传承红色基因作出重要指示，对革命文化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使革命文化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地点，串联起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一、革命文化是开天辟地、大浪淘沙的文化

近来，一部很有影响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电视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线索，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再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段历史，以及不少著名的文化人物。比如辜鸿铭，他绝不是冥顽不化的老头，而是一位有胆量、有气魄、有担当的中国人。他13岁出国，先后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被称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在西方也很受敬重，有“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电视剧中，蔡元培说他“不是文化守旧，而是文化自信”。

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是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在这里担任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逐渐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发表了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他说，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这些演讲的现场观众里就有青年毛泽东，因此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了解了十月革命，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时回忆道：“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序言写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个人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这段关键的日子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年轻助手——毛泽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1921年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而后又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有13位，包括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党最早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则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席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南湖红船上，代表们继续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出席一大的代表中，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有五位，如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年龄最长的代表何叔衡在红军长征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

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来到一大会址、浙江嘉兴南湖参观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2005年6月21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署名文章，首次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层面提出了红船精神的理念，系统总结和阐述了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新中国成立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一大代表只有两位，一位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一位是湖北代表董必武。可以说，在一大代表中，既有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改天换地的毛泽东，也有为真理献身的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所以，革命文化首先就是一种开天辟地、大浪淘沙的文化。

二、革命文化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化

发生在武昌都府堤41号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问世。1927年，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之后，他回到了武昌，在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写下了这篇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他还关注到农民的文化运动，如办夜学等，从而认识到动员、发动农民的重要性，以及要先教育农民、唤醒民众。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主要内容是：第一，资遣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士兵委员会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在党支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化娱乐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三湾改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7年至1930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革命的成功之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井冈山茅坪乡八角楼，那是当时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在那里的油灯下，他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1930年，在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协成店，毛泽东则写下了另一篇重要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写道：“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所以他预言：“（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同志用诗一般的语言焕发出了我们的红军、我们的党的胜利信念与斗志昂扬的精神。所以说，革命文化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化。

三、革命文化是同甘共苦、鱼水情深的文化

在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的《吃水不忘挖井人》一文里写到的“红井”，是1933年在江西瑞金红色苏区时，毛主席为了当地百姓饮水方便卫生，带领军民挖出来的。当年，怀揣梦想的中国共产党和英勇的工农红军，在山清水秀的赣南，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封锁包围之中，践行“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仅仅10年的情况下，就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开始了“为人民打天下、为百姓治国家”的惊天壮举。

“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头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这是当时流传的民谣，传说沙洲坝原本没有井，当地有个唬人的传说称此地是条旱龙，不能打井，打井就坏了龙脉，大家都会遭殃。乡亲们没有文化，便信以为真，世世代代人畜用水就仅靠村头一口污水塘。毛泽东了解到群众饮水困难的情况，决定寻找水源打井。“要是旱龙找麻烦，就冲我来，老表们过日子，哪能没有一口井哩！”在他的带动下，军民一起挖井，很快挖成，沙洲坝的乡亲终于喝上清澈甘甜的井水。于是这口井的名字在苏区传开了——“红井”。这就是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历史见证，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有部电影叫《八子》，就是根据瑞金沙洲坝的真实事件改编的，讲的是一位叫杨荣显的老人，杨家世世代代遭受地主剥削，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后来红军来了以后，他们家中分到了田地，这才过上了好日子，也因为此杨荣显对红军始终怀有感激之情。他有8个儿子，毅然决然地把他们都送去参加了红军，最后都壮烈牺牲了。当时的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三版这样报道：“瑞金县杨氏一家农民八兄弟相争当红军……”。据史料记载，当年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就有11.3万人支前参战，其中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有名有姓的烈士仅有17166名，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可谓寸寸红土地，遍洒英烈血。

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褒扬先烈，永远纪念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决定兴建的。这座塔于1934年1月竣工落成，梁柏台任工程指导，钱壮飞为总设计。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军烈士纪念塔被敌人拆毁，当地群众在沉痛和愤怒之中，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烈士纪念塔拆除下来仅有完整的“烈”字抬回家里隐藏起来，一直珍藏到全国解放。这就是老百姓对我们的党与革命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习近平总书记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所以说，革命文化是同甘共苦、鱼水情深的文化。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做到“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人民。

四、革命文化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文化

长征是什么？在魏巍笔下，它是“地球上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与记者的描述中，它是“前所未闻的故事、惊心动魄的史诗”。在《地球的红飘带》卷首语中，魏巍说道：“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象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长征精神时说道：“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这不就是精神的力量吗？

红军从30万锐减到3万，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迎来的是浴火重生，因为什么？因为一种革命的精神，一种谁也战胜不了的力量——革命文化的力量。经历了通道转兵、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党内逐步形成了领导核心。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又遭遇了与张国焘的斗争。可以说，正是这些斗争锤炼了党，促使我们党确立了核心，才取得了最后的重大胜利。这些斗争要比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激战，更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与创新创造。

长征这条“红飘带”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无论是在斯诺的采访中，还是在薄复礼的《神灵之手》中，在外国人的眼中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通过长征看我们的革命文化，正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文化。毛泽东同志评价长征：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五、革命文化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文化

延安，是一座史诗般的城市，也是最值得铭记的，因为党中央在这里奋战了13年，也是在这里我们党实现了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伟大转折。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与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陕西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完代表的发言后，习近平激动地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我期盼着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能去陕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区人民学习，向陕西的各级干部学习。

《回延安》是贺敬之的代表作。他16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是《南泥湾》的主创之一，还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陕西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不是超阶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在同一个时期，延安的共产党人还发动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使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要创作出一个全新的反映共产党的理念的艺术作品。1945年中共七大准备召开之际，当时苏联红军已经向德国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艺术家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传说，加工改编出了歌剧《白毛女》。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愤怒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热烈歌颂了共产党和新社会，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指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白毛女》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物，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之后这出歌剧还在国统区演出，广受赞誉。

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延安军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春节期间，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是其中的插曲。此曲旋律优美、抒情，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全曲可分为对比性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五度上行的甩腔手法结束全曲。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融抒情性与舞蹈性为一体，更加生动感人，极受第三五九旅全体官兵的欢迎。

大生产运动的背景，是国民党军队调集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面对日益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所以，延安精神既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可以看到，从中共一大的开天辟地到井冈山的勇创新路，再到延安的创业精神，都是革命文化的一脉相承。

六、革命文化是立场鲜明、生动活泼的文化

要讲文化，就必须要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分别于5月2日、16日、23日举行3次座谈会。会议由毛泽东和凯丰主持。出席者共10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作“引言”指出：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文艺要很好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会议围绕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十位作家发言。毛泽东在最后一天作的结论中，针对讨论的问题，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会议期间，《解放日报》特开辟专栏，介绍与此会有关的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此次会议，对于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确立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方针，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什么要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因为我们党看到了那时存在的问题——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老百姓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陕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

5月16日，文艺座谈会进入了第二次会议，在这次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了。毛泽东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认真作了记录。这次会上，萧军、罗烽、艾青与胡乔木、吴亮平等人就“人性是不是文艺的永恒主题”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有人为“鲁艺”的正规化和专门化进行辩护；有人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据出席会议的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秘书温济泽回忆：当时会场也很活跃，争论得很激烈。

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也发言了。他说，前方战士和老百姓迫切需要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实际中也会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他在座谈会前，曾经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前方很需要文艺工作者的问题，毛泽东很重视，并亲自给他写了回信。

最让毛泽东满意的，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的发言。长期率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乡村巡回演出的柯仲平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还送了很多慰问品，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柯团长自豪的神情和风趣的话语，逗得会场上的人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笑呵呵地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所以，对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而言，怎么把抗战、一致对外的理念变成老百姓津津乐道、一下就明白的东西，才是职责所在。实际上，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过“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的战略指导，并指出“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在文艺座谈会上，他还讲道：“对于他们（工农兵），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都多次谈到鲁迅。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

所以说，革命文化是一种立场鲜明、生动活泼的文化，既针锋相对、语言辛辣，能够让我们的对手无话可说，但又生动活泼，能够让老百姓一下明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也就是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的基础上，还要能够回答得出为谁创作、为谁服务、歌颂谁、怎么歌颂的问题。

七、革命文化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文化

重庆谈判，是一场国共两党之间的文化之战。《沁园春·雪》也是在这个重要时期面世。1936年，毛泽东即兴创作的《沁园春·雪》十年之间，都一直封存在他个人的手稿中，直到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见到了阔别许久的柳亚子，便以旧作《沁园春·雪》赠柳亚子。柳亚子看到《沁园春·雪》颇为震惊，被毛主席的造诣和气魄深深折服，随后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和词，柳亚子把和词和跋语刊发在《新华日报》上，当即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好奇，大家都翘首以盼，想要一睹《沁园春·雪》的真容。当时《新民报》有个副刊《西方夜谭》，吴祖光担任编辑，他也看到了《沁园春·雪》这首词，展读之后，兴奋莫名，多番核对整合之后，把《沁园春·雪》刊发在了副刊《西方夜谈》上，这就是《沁园春·雪》的首次发表。《沁园春·雪》一经发布，多家报刊都纷纷转载，一时间从私底下传阅抄录进入到了公众视野，轰动了整个文学界。

从国民党内部到整个文化界，都对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赞不绝口，诗词中的眼界和魄力无不让人心生敬佩。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的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评价，因为这首词，“‘雾重庆’快要变成‘雪重庆’了。”然而，国民党当局经过精心策划，政论界开始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进行曲解、非难、歪曲、攻击的文化“围剿”。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指使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召开会议，通知各地、各级党部，要求会吟诗作词者，每人都以《沁园春》为词牌，写几首词，准备从中选出几首在意境、气势和文笔方面能超过毛泽东的作品，在报上发表，希望将毛泽东的磅礴气势比下去。可是，征集上来的词作虽多，奈何均为平庸之作，尽管后来他们又在南京、重庆、上海拉来了几位“高手”凑数，终因成绩平平，作品拿不出手。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和包括孙俍工、于右任、尹瘦石在内的一系列文化人士会面，大大提升了我们党的影响力。这的确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获得的额外收获，是毛泽东在另一个战场——文化战场上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1943年，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其内容诬蔑共产党妨碍国家统一。对此，毛泽东亲自执笔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予以驳斥。19岁的曹火星看到了这篇社论，心潮澎湃，于是便创作出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听到女儿李讷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提出应该在“中国”前加上一个“新”字，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西柏坡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就是“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创业精神，“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人民参政)的民主精神。离开西柏坡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那段关于“进京赶考”的对话，被历史铭记。

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炎培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其中一幅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请黄炎培题词。黄炎培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了一首七绝讽喻《茅台》：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三两杯。沈叔羊称此画仅为其父“画以娱之”，然而由于黄炎培题上了这首诗，这幅画作意义即不同非响，之后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1945年7月，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访问，进了毛泽东的窑洞，令黄炎培大吃一惊！黄炎培万没料到这画竟挂到中共领袖会客厅里！隔日，毛泽东宴请黄炎培，桌上摆着茅台酒，周恩来、陈毅作陪。席间，陈毅提议饮酒联句，得到大家赞同。

1952年冬，黄炎培到南方视察。途经南京时，陈毅特地以茅台酒宴来欢迎他。席间，陈毅又提到了那首《茅台》诗，并感慨曰：“那时我们艰难困苦，能为我们说话的可谓‘空谷足音’，今特设茅台宴答谢黄老！”陈毅当场作诗答谢黄炎培的“茅台诗”，黄炎培也当场和诗答谢。以文会友，以诗传情，被传为佳话。由此可见，我们的革命文化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文化，所谓肝胆相照，就是争取各方的支持。

八、革命文化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化

毛泽东进入北京以后就入住了双清别墅，从3月25日进驻到8月23日离开。这期间发生了几件很知名的事件，如：毛泽东在六角红亭看报纸，手中的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大字标题赫然醒目，这一场景被一直跟随中共中央执行摄影任务的徐肖冰拍摄下来。这之后，毛泽东就发表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著名诗篇，尤其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最为体现革命文化的精髓。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帮助国民党打内战，遭到彻底失败。为了给自己的失败辩解，也为了继续欺骗美国人民，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了批驳白皮书，打破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科学地阐明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就包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写道：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写道：“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由此可见，革命文化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化。

总而言之，革命文化是什么？是开天辟地、大浪淘沙的文化；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化；是同甘共苦、鱼水情深的文化；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文化；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文化；是立场鲜明、生动活泼的文化；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文化；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化。

从革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是醒狮效应，即唤醒民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二是头雁效应，即号召群众、带领群众；三是“孺子牛”效应，即中国共产党人要甘心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孺子牛”，一切为了人民，人民就是一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据宣讲家网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