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与观念的演变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人类婚姻的演化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第一种婚姻形态是乱婚，性关系无亲疏长幼的限制。人类在观念上不存在生父、生母与兄弟姐妹这些概念。后来有血缘关系的人们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联合体，和这种群体相适应的婚姻形态，即血亲群婚。血亲群婚是一个有血亲关系的团体内部通婚，即通过内部通婚稳定一群体成员的社会关系。血亲群婚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变化形式，如无级别婚、级别婚、辈分婚、表亲婚等。

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血亲之间的通婚在生育方面的副作用，并开始谋求族外婚。族外婚使血亲群体变成氏族，人们也慢慢从自然群体走向社会群体。与这种社会相适应的婚姻形态，即氏族婚。氏族婚同样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复杂过程。初期的氏族，因为子女都随母亲居住，家庭的血缘关系按母系计算，所以又称母系氏族。到母系氏族后期，随着人们对自然选择规律的进一步认识，两性之间的禁忌也错综繁杂，人们开始固定自己的性伴侣，即每一个男子或女子都有一个稳定的配偶。这种婚姻形态产生于母系氏族晚期，即对偶婚。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加剧，男子在生产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同时，对偶婚的日益稳定，也使他们有了确定自己子女的可能性，于是女方居住变成父方居住，父权制便形成了，对偶婚遂发展成一个新的婚姻形态，即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婚姻形态也有许多具体形式，如抢劫婚、买卖婚、媒妁婚、收继婚等等。

从婚姻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婚姻是通过不断设立性禁忌，来强化人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人逐渐摆脱其动物特征，即自然属性。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社会属性揭示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本质，并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

一夫一妻制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婚姻形态，以血缘为纽带编织社会关系、固化社会秩序，是传统中国社会建设的特色

我国古代文献对婚姻形态的演化有形象的追忆与记述。古史传说记载，伏羲与女娲是兄妹，他们相为婚配，产生了人类，这是对远古血亲群婚的写照。“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这是合乎于道德的。”《春秋公羊传》说：“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这是对母系社会氏族婚的描述。就“婚姻”一词来说，本作“昏因”，“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婚礼要在晚上举行，因为“匪寇婚媾”，抢女子作新娘，肯定在晚上更方便。这说明婚姻二字隐含着抢劫婚的痕迹。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有许多关于商代人的名字，商代男女姓名大都用“甲乙丙丁”等天干来表示。商代人姓名用“干”绝对不是偶然现象，或是原始辈分婚的遗迹。到了周代，同姓不婚成为定制，这是族外婚在制度中的具体反映。

一夫一妻制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婚姻形态。或有人认为，古代中国，一个男子可以妻妾成群，中国应该是一夫多妻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宗法制度在原则上是肯定一夫一妻制的，古代文化常以阴阳、乾坤、日月、刚柔来比喻夫妻。古人娶妻是十分庄重的，要有聘礼等复杂的程序；娶妾就十分简单。妾的地位很低，从地位、权利与义务上，完全不能与妻子等同。“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在法律制度上，更是绝对维护一夫一妻制，从唐律到明清律，有妻复娶者，均会判徒刑。

对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制度解释，我们有些习惯性的看法是有问题的。虽然宗法制有阳尊阴卑、三重四德的说法，但在婚姻关系中，妻子的地位并不低。古人说“夫妻一体”，夫妻的称谓本身就具有平等的含义。《白虎通义》说，“妻者，齐也，与夫齐礼。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在实际家庭生活中，妻子或母亲的地位还是比较隆尊的，古代著名孝子尽孝的对象大多都是母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商代的妇好、春秋的南子、西汉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北宋的刘太后，清代的孝庄与慈禧，都是女主主政。

同样的误解还表现在对古代贞节观的认识上。每每谈到妇女的贞节观念，肯定会想到宋代理学家程颐在《近思录》上的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乎，我们便认为我国古代妇女的贞节比生命还重要。实际上，这也不过是宋儒的理论设计。就宋代而言，程颐自己就默许儿媳改嫁，又操持外甥女再嫁。这时，王安石还提出了“伯鱼妻改嫁”说，就宋仁宗朝围绕着儿子是否为改嫁的母亲服丧展开争论。伯鱼妻是孔子儿媳，她尚且如此，女子再嫁有何不可？这场争论的胜者是主张服丧者，说明宋代政府对女子再嫁的认可。我国古代，妇女贞节观念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汉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被传为佳话；魏晋六朝女子的风雅，已是千古美谈；至于刘宋时闺门无礼，也是前所未有。唐代妇女改嫁十分普遍，《新唐书·公主传》记载，有唐一代出嫁的公主共123人，其中再嫁者有24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贞节牌坊大都是明清修建的。的确，清人修《明史》时，发现当时的节烈传记“不下万余人”。但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时代所提倡的和褒扬的，往往是这个时代缺少和需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人类婚姻演化的进程中，由于父权制的确立，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处于不断下降的通道中，贞节观也主要是对女性的要求。中国是宗法制社会，对于家族、家庭来说，妻子首先是媳妇，然后才是妻子，“坤道成女”当然不能与“乾道成男”同义。男子不管在家庭还是社会，都是主导者，妻子大多处于顺从的位置。在西方宗教社会中，虽然宗教教义宣称，男女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但宗教强调贞节，女子时常被视为不洁之物，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在古代游牧民族中，收继婚十分普遍，女性在丈夫死后，必须嫁给丈夫的兄弟。收继婚的本质是把女性作为私有财产。

宗法的婚姻与宗教婚姻的不同之处，是对家庭的重视。古代西方基督教在构建伦理秩序中，把家庭放在次要的地位。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样的话。这种观念是中国道德绝对无法认同的。宗法社会以血缘为媒介，构建社会关系；宗教社会则以上帝为媒介，构建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构建，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前提。以血缘为纽带编织社会关系、固化社会秩序，是传统中国社会建设的特色。婚姻是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结合一起，组合成一个新的血缘共同体，即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发展来源于社会细胞的繁衍与增殖。但是每一个完整家庭，均可视为一个单性细胞，没有异性细胞的介入，单性细胞无法分裂和孳生。婚姻的价值便是把没有血缘关系的细胞组合一起，裂变成为新的社会细胞。形象一点来说，社会如同一块经纬线编织物，血缘是经线，婚姻是纬线，经纬交错才构成社会。

过去我们常说，在中国，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然而如果从社会秩序构建的角度来理解婚姻，这种看法稍显浅薄。实际上，婚姻观念演化与婚姻制度发展，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所以《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继后世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许多社会禁忌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婚姻的演化与进步是通过不断强化性禁忌来实现的

家庭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人类的婚姻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也发生了不少根本性质的改变。但是，婚姻对于推动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所起到的历史作用非同一般。或许这个角度去理解婚姻，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代社会婚姻与家庭的走向。仔细研究人类婚姻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婚姻的演化与进步是通过不断强化性禁忌来实现的。从乱婚到血亲群婚，是人类从自然形态向社会形态过度的标志；族外婚姻制度的确立，基本结束了近亲婚姻对生育健康的影响；从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为传统社会秩序构建和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前提。婚姻制度进化的轴心是压抑人们的自然属性来强化人们的社会属性。毕竟我们在共同的空间，构成共同的社会关系；人类进步发展，已经不可能是一群或一氏族自己的事。

谈及婚姻，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坐在人类婚姻发展长河的岸边讨论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意思。婚姻与爱情从来就是一个似乎矛盾的故事。其实爱情与婚姻有本质的不同，爱情是以性本能为基础、排除社会责任后净化诞生的美好愿望，是一种个人主观情绪体验。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对人们性行为的规范，是社会集体的需求。

“五四”运动以来，对礼教婚姻制度的批判和对自由恋爱的呼唤，一直是社会进步思想的标志。但令人尴尬的是，以费孝通为主的许多社会学家的乡村调查发现，自由恋爱的婚姻比媒妁婚姻的离婚率要高很多。在所有婚姻形式中，童养媳这种最封建的婚姻的离婚率最低。个中的原因是，自幼生活在一起，彼此的亲情关系早就固化了。

谈及婚姻制度，这些年有一种说法更新奇，即婚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是人类出于防止物种灭绝而编造的一个最大的谎言。这个说法还言之凿凿论证说，婚姻与传销类同，是人类社会的集体传销。这种说法不值得讨论。如果把人类社会化过程视为欺骗，那么就没有了共同的语境。但是，可怕的是此类说法竟然还有学术的支撑。谈及当代的婚姻，有些学者常有这样的断论：婚姻制度终将消亡。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婚姻制度似乎成了这一代人的围城。钱钟书在《围城》中揭示的困境，是“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围城的尴尬，是“外面的人不想进去，里面的人还想出来”。在科技带来的机器人被赋予配偶角色的今天，在人们跃跃欲试用虚拟现实替代真实生活的今天，婚姻制度向何处去，成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钩深可以致远，循旧才能布新。历史是勒在社会身子上的缰绳，社会的发展如果脱离历史的轨辙，便会成脱缰的野马。近代以来，我们总是想割断传统这根缰绳，孜孜不倦倡导个性的解放，通过放大人的自然属性来删除人的社会属性。但我们现在也应该反思，无限制扩张人的自然属性，是否会破坏人类通过传统习惯构建的稳定的秩序？没有秩序，我们如何生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许多社会禁忌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近代以降，我们的社会批判者常说礼字吃人，但是若没有“礼”，人也能吃人。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可以不断剔除社会属性一些不合时宜的禁忌，但要剔除的这些禁忌，不能对社会秩序建构产生本质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汉]许慎《驳五经异义》引《春秋公羊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

③[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嫁娶》，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④《易经·贲卦》，四部丛刊本。

⑤[汉]桓宽：《盐铁论·不足》，四部丛刊本。

⑥[宋]程颐撰辑：《程氏外书》卷11，明弘治陳宣刻本。

⑦[宋]朱熹《近思录》卷6《齐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