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走和平发展道路源于中华文明深厚底蕴

2021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中华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命题。中国文化从初始起，就把人与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特有的这种文化宇宙观，重要价值不但在于中国古代就有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宇宙观，更加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这种文化宇宙观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内在性，在于天文与人文是相通的、统一的、和谐的。天的创造也是一种文化创造。因为天的创造功能是非功利的,天的生命力在于生生不息，一切运动规律都会惠及于人类。世上之人，要以天道为准则,把握自然宇宙变化的规律，融天道与人道为一体。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石。因为天人合一是自然发展规律、人类发展规律、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的统一，展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归宿。故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应当与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一起，成为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理论基础。

中华文化蕴含着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协和万邦”在《尚书·尧典》中的原文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能够弘扬“大德”，让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又协调百姓，也就是协调各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和睦；社会和睦之后再协调万邦诸侯，也就是各个邦国的利益，让各个邦国都能够和谐合作。这是一个“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思想体系。其中的“协和万邦”引申到今天，就是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各个国家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中华文化蕴含着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从《左传》《国语》等文献来看,尽管西周末年就有人开始讨论“和”“同”,但是“和而不同”思想被重视及其被人们普遍论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思想,是由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来的。现代学者将“和而不同”命题引入文化观的讨论，用来作为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创造性诠释与发展。当今世界，人类由于国别、民族、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差异，在许多时候会爆发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可能发生导致人类彻底毁灭的核战争。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那么有没有一种使人类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冲突的方法呢？中国哲学家的回答是：人类应该在文明的、宗教的乃至意识形态的相互了解与对话之中，寻求一种沟通的渠道和途径。而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便是人类可以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20世纪90年代，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先生提出“和而不同”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需要调整好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一个原则，为解决这两大问题作出贡献。

浸润在中华文化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它和产生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为宝贵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弘扬了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理想，还顺应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相互依存与彼此融合的大势，与时俱进地加入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融合发展的思想并赋予时代新意。这样，这一思想就成为融通中外的新话语，对构建国际新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文化蕴含着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中国哲学的鼻祖、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上善若水”。在他看来，水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水的品性几近于“道”，上善之人应如水之性，润泽万物，不与人争，地处卑下，低调做人。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善”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正确的价值取向。人心和善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繁衍进化生生不息的力量；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它流淌在每个中华儿女的体内。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人心和善的民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也对中国发表评论：“在这个几乎有无数人员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政府，拼命贪求别人的东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作者为湖南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