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旅游风气直接催生了地理学的独立—— 从山水之好到科学追求

晚明社会是黄宗羲所谓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人们大多追求正常生活，个性解放便成为文人的生活目标。因此许多文人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而是走向大自然，走向气象万千的社会，将自己融合在天地人群之中，并且有人以己为宾，以自然与社会为主，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形成多种多样的，超越前人的精彩游记。

有一部分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地理游记

这些游记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且越到明末，这类游记的数量越大，虽然其中大量仍然是一般游记，但有一部分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地理游记。这些游记的数量大约有450篇左右，数量不少。

这些人与此前各朝代热衷旅游的人差别较小。换言之，并非所有旅游者都能成为旅行家，而在旅行家中也只有极少数能成为地理学家。若以时期的特点而言，则正德以前的游记甚少，不过十来篇而已，而且即使有个别以游记为名者，亦无游记之实，如弘治十八年进士科的郑善夫《少谷集》卷十中虽有《春雨游大石记》《夜游虎丘记》，但皆写景抒情之作，无关地理。

至万历及天启、崇祯年间，游记的写作甚为普遍，计有三百多篇，且选录游记篇目，嘉靖以前偏宽，万历以后偏紧，否则前后两个时期游记数量的悬殊更大。不但如此，明后期不少游记是长篇巨制。袁中道《珂雪斋近集》中所收之《东游日记》《南归日记》皆万字以上，即小小之《洞庭山游记》在《水天阁集》中亦长至五千字，与嘉靖初之游记至多只上千字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明中期游记的题目多作某山记某水记，这些“记”只是静态描写，而到后期则作游某某山记、游某某水记，进入动态描写，将自身介入于景物之中。这些差异都说明越到明末，旅游风气越炽，对旅游的精神投入也越多。由于风气的变迁，许多人在文章中毫不隐讳自己的好游，如无锡人邹光迪说：“余故孱弱，少所济胜，不能游而独好游……所过佳山水，未尝不游。盖尚平之于五岳，其天性然。”但在明前期，这样的文字绝不可见，因为其时所谓旅游就是冶游，是为正派的读书人所不取的。

山水之好是历朝都有，明代特有的只是将山水之好发展为对科学的追求

比起前代来，晚明文人不只是一般的好游，更进而耽于山水，好游成癖，甚而成痴。以下所述诸例，可谓一种代表。袁小修在其《珂雪斋集》卷七《王伯子岳游序》中，甚至比况自己的好游是病态：“天下之质有而趣灵者莫过于山水。予少时知好之，然分于杂嗜，未笃也。四十之后始好之成癖，人有诧予为好奇者。疾病所驱势不容矣，予之于山林也亦若是而已矣。”

到了明末徐霞客发展为以山水为主，以己为宾，“以身许山水”，才会有科学的观察，才会进入不但足遍天下，即“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而且达到以客观描写天下为己任的境界。

山水之好是历朝历代都有，虽则有程度之异，尚非明代所特有，明代特有的只是将山水之好发展为对科学的追求。至于对人文社会的观察的爱好，则在明代为极突出之特例，如袁宏道喜爱的不仅是吴越的山水，还包括吴越的社会。他游苏州虎丘不只是看风景，流连名胜古迹，而特地挑选中秋佳节去观赏，要的就是社会景观。之后的张岱比袁宏道更加癖爱岁时风俗，写下许多记实小品。浙江元夕的灯会、金山端午的龙舟竞渡、南京濮氏的雕刻、徽州的“天砚”、宜兴的陶壶，无一不生动地记述。这样的观察与记录，事实上造成人文地理观察的基础，而在这些文字里体现的地域性差异，实际上就是文化地理的表现形态。

当然，对人文地理的解析，要以王士性为登峰造极，一部《广志绎》就是一幅晚明的人文地理图景，是地地道道的人文景观的记录。持有类似片断观点并且表现在文集中的并不止他一人，这正是旅游风气的兴盛带来的自然结果。正像地理大发现时代，使西方地理学跃迁到一个新境界一样，明代的旅游风气直接催生了地理学的独立。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