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阶层的媒介使用与社会态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种承载、传递信息的载体，媒介早已成为人类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在人们的沟通交流、生产生活乃至繁衍生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介在为人们提供各种信息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各种行为和社会态度。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网络和移动设备的突破式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走进了千家万户，“两微一抖”等新兴媒介和自媒体平台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传播，为不同场景和情境事件注入了不同的内涵，导致公众对不同新闻事件的理解各具差异，进而形成了场景性、差异化的舆论环境。基于大数据算法技术和用户偏好形成的“信息茧房”进一步影响了媒介使用者的社会态度。

社会发展与媒介变迁相伴而行，大众媒介使用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而在媒体形式之外，诸多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市场地位与公平感等社会态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行为准则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介使用对大众的社会态度产生了巨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在信息和网络时代，面对来源多元、真伪难辨的海量信息，如何依托媒介牢牢抓住人心，弘扬社会正能量，培育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大众积极社会态度，值得学界重视和研究。因此，本文基于这一思路，探讨新社会阶层媒介使用偏好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社会态度。

媒介使用、社会态度的群体差异

从构成上看，新社会阶层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四类人群：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从学理上看，新社会阶层反映了新兴职业群体不断涌现、专业技术和管理技能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条件下，社会阶层构成的一种特征，与社会学所界定的中产阶层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新社会阶层在社会行为、社会态度上表现出这一群体相应的特征和特点。例如，新社会阶层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创业经历，其就业领域也不局限于传统行业，而多向新经济、新服务、新业态集中。

结合已有研究，新社会阶层有以下特点：首先，较高的学术背景和知识水平，具备较强的再学习能力，能够持续不断地学习补充知识技能。其次，由于其职业特点，他们多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社会有一定批判性思考。脑力劳动强度较大，加班加点成为日常普遍现象，较大的工作压力往往影响了他们的情绪，思维活跃的同时也易受外界影响。最后，多热衷于参与网络化社交，线下线上的社会交往交错，关系网络复杂，跨群体触发能力强。新社会阶层在互联网、新媒体等领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变迁势必带来社会态度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不仅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体制内群体和体制外的新社会阶层在社会态度方面也存在一定区别。中产阶层内部的不同群体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存在着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也影响了中间阶层的社会态度。作为体制外中间阶层的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中间阶层的社会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有研究表明，新社会阶层更关注与自身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更为担忧社会保障问题，更期待政府部门的工作改进。此外，还有研究比较分析了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之间的社会态度差异。例如，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较，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更加偏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态度；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的新社会阶层比例更高，社会态度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的媒介使用偏好和社会态度调查分析

基于上述讨论，由于新社会阶层在媒介使用偏好和社会态度上可能与其他群体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此描述、呈现这种差异就显得十分重要。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9年在全国10个特大城市实施了“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将媒介使用偏好划分为“传统媒介使用”和“互联网媒介使用”两个维度，测量指标分别为“您平时收看中央/地方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频率”和“您平时使用互联网浏览新闻资讯的频率”。在社会态度上参考相关学者的既有框架，将其分为社会需求、价值观念和公平感知三个维度，分别用“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经常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以及“每个中国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获取财富与幸福”三个指标进行测量。

从表1可以看出，在传统媒介即收看中央/地方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频率上，特大城市的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存在明显区别。有52.21%的体制内人员几乎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另有23.94%的体制内人员一周多次收看，选择“从不”的比例仅为7.82%。而在新社会阶层群体中，仅有31.08%的受访者几乎每天收看，22.58%的受访者一周多次收看，均低于体制内人员；选择从不收看的比例则达到了18.76%。这表明体制内人员更偏好使用新闻联播这一传统媒介，而新社会阶层在这一媒介上的使用频率有限。在互联网媒体使用上，新社会阶层和体制内人员表示“几乎每天”都使用的比例均超过了6成，分别为64.86%和60.14%，“一周多次”使用的比例也较为接近，为17.85%和17.06%。这表明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各类新闻媒体应用软件的发展，人们的新闻获取方式更为多元，这种超越固定空间地点的新闻阅读方式受到了包含新社会阶层、体制内人员在内的各类群体的欢迎。当然，在“从不”使用互联网浏览新闻方面，体制内人员的比例达到了15.28%，高于新社会阶层的8.21%，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群体差异性。

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在社会态度上也有具体差别。从结果上看，作为反映社会需求满足程度的重要依据，新社会阶层在总体生活满意度上处于社会中间水平，低于体制内群体。新社会阶层群体中非常同意“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的比例为17.48%，而体制内人员在这一选项上的比例达到了22.91%。而在“不太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比例上，新社会阶层分别为5.67%和1.12%，体制内人员为3.95%和1.14%。社会价值观是从社会集体层面出发，表现出的对于一些社会观念的肯定与共识，具体可以分为国家观念、道德观念、公民观念等诸多方面。本文使用国家认同感来测量居民的价值观念。就“我经常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自豪”这一感受，选择“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新社会阶层人数比例分别为36.81%和51.17%，与体制内人员的42.00%和48.06%较为接近。这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包括新社会阶层、体制内人员在内的大多数公众对于国家发展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在“每个中国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获取财富与幸福”的公平感知上，在新社会阶层群体中选择“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13.31%和43.67%，低于体制内人员的15.89%和48.84%。这说明多数新社会阶层人员对社会公平的感知比较显著，但相较于体制内人员还略偏低。

媒介使用对新社会阶层社会态度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在社会领域的普及，不同区域居民的媒体使用行为有明显差异，而且使用不同类型媒体的差异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对居民的社会态度产生了直接影响。相关研究表明，由于传统媒介在信息生产标准、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受众选择上与新兴网络媒介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使得两种媒介对于受众的兴趣和偏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另有研究从政治效能的角度出发，认为互联网媒介所带来的数字鸿沟、互联网娱乐化、互联网信息的无效性都会使政治效能有所降低，还有研究从媒介影响制度信任和制度自信的角度，指出非官方媒体的使用对居民的政治信任具有解构功能，不良的虚假新闻和情绪性宣泄对居民的制度自信存在着消极影响。

为了考察传统媒介和互联网媒介使用对于新社会阶层社会态度的影响，本文将新社会阶层的三类社会态度作为因变量，将“收看中央/地方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频率和“平时使用互联网浏览新闻资讯”的频率作为关键自变量开展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新社会阶层的社会需求即幸福感知层面，相对于男性和未婚群体，女性和已婚群体在“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这一问题上呈现正向回答的比例更高，而两种类型的媒介使用对于社会需求态度没有显著性关联；在价值观念上，相较于新社会阶层中的男性群体来说，女性群体更偏向认同“我经常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自豪”这一说法。使用传统媒体及收看新闻联播的频率越高的新社会阶层，其价值观念产生正向认同的可能性也越高，这表明传统媒介的使用增强了新社会阶层的国家价值认同感。在公平感知即“每个中国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获取财富与幸福”这一看法上，新社会阶层中的女性、年龄较大者和党员对社会的公平感受更强。媒介使用对新社会阶层的公平感知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传统媒介使用越频繁，其公平感知越强。

用好各类媒介形式，推动新社会阶层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会态度。新闻联播等传统媒介可以显著提升新社会阶层的正向态度。因此，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应当发挥好新闻联播等传统媒介舆论主阵地的作用，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同时面对新社会阶层的创新意识强、舆论反应快等特点，鼓励、推动他们利用现代发达的网络技术，创造出中国特色的、备受国内外欢迎的优秀文化作品，向全社会弘扬积极向上的新时代文化。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与新媒体平台，向世界展示一个繁荣、和平、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大国形象。面对个别所谓“网络大V”“意见领袖”频繁自我炒作、恶意制造虚假新闻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当积极作为，依法处理，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张海东、杨城晨、袁博：《新时代中国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心态——基于十个特大城市的数据分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②廉思、冯丹、芦垚：《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特征分析、杠杆作用以及工作思考——关于新社会阶层的调研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1期。

③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