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上山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浙江浦江上山而得名，距今11000年—8500年。目前已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0余处。在这些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和最早的彩陶。本刊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撰文，介绍这两个“世界之最”的价值与意义。——编者按

考古人员在浙江上山遗址中发现了一万年前的稻米遗存，这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炭化稻米。也就是说上山的先民们是已知世界上最早开始人工管理栽培水稻的一群人。

水稻、玉米和小麦始终是世界粮食作物中产量最大的三类，而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稻产出国。考古研究不断证实，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粳稻的起源中心。稻的驯化、稻作农业的起源发展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化进程，稻作传播也对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人类文明和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生而不同”的水稻之祖

驯化稻，即人工培育的水稻，同世界上其他栽培农作物相比，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

生态上，这是唯一被人类选择栽培并驯化的湿地植物。我们熟知的中国黄河流域驯化的粟和黍、西亚地区起源的大麦和小麦、中美洲发源的玉米——这些农作物的野生祖本都生存在旱地。也就是说，当早期定居社会开始改造和利用居住环境时，就会自然与这些植物相遇，进而利用、管理和生产它们。而长江中下游先民驯化的水稻（确切讲是粳稻），它的野生祖本却是典型的水生草本植物。它们生长在池塘、沼泽当中，这说明长江流域的先民在走出洞穴走向旷野时，开发了不同的资源域和自然景观，对“稻”的选择是伴随着对整个湿地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而开始的。

从繁殖特性讲，水稻的祖先也非常特别。遗传学角度上同驯化水稻有密切进化关系的是普通野生稻，可以看作这是与稻米共享一个家谱的“亲戚”，通过它我们知道最初的野生稻是多年生的。这跟所有被人类选择利用的常见作物都不一样，无论是季风区选择的各种“小米”，比如中国的粟黍、非洲的高粱；还是大陆型气候选择的各种“麦类”——他们的祖先都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就是说，在人类最初选择定居的时候，这些村落周围自然生长，每年都要开花结籽的禾草，它们“自落而自生”的特性是很容易被观察到并加以利用的。湿地里水稻的祖先却不一样，多年生的野生稻有很强的宿根性和发达的地下茎，根本不需要结实繁殖，可以从倒伏茎的高节根中发芽。我们的祖先能够发现和利用这些多年生的湿地草本，最终将一种多年生的植物驯化改造成今天世界上产量最高的一年生农作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二 “情有独钟”的单一稻作

上山文化是中国目前考古所见时代最早、发现遗址最多、物质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文化。上山文化遗址中的稻作遗存也为研究稻作驯化、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并随之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学术问题。

距今9000-8000年间，中国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早期利用栽培稻属植物的证据，比如湖南澧县的彭头山遗址、浙江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二十余处遗址和后续的跨湖桥遗址、江苏泗洪韩井遗址、河南南阳的八里岗遗址、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最北可达泰山北麓后李文化的月庄和西河等遗址。这些广布各地的先人是在全新世早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的背景下出现的第一批利用栽培水稻的早期定居者。然而距今7000年后，上述地点有的文化中断了，有的接受了北方粟黍农业，没有再持续利用和栽培水稻，只有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先民，进一步发展稻作，使之成为各自农业经济中的主要生产内容。因此，上山文化和彭头山文化，才是我们讨论稻作农业起源发展的直接源头。

目前考古研究显示，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稻属驯化和进化过程，而稻作经济在各自新石器农业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略有不同。长江中游从距今6000年开始，就出现了小米。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区域社会复杂化和早期文明发展阶段，尽管是以稻作农业为主，但粟作农业始终在这一地区占有一定的比例。而长江下游的农业发展模式与之截然不同，从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开始，经过跨湖桥文化（8000-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7000-6000年前）、崧泽文化（6000-5300年前），最终发展到良渚文化（5300-4300年前），水稻都是这一地区唯一的农作物，稻作农业就是长江下游文明产生的核心基础，没有之一。

如果我们把比较的目光投射到整个欧亚大陆，长江下游的农业发展脉络就显得尤其特殊，且具有唯一性。长江中游的稻作文明有持续稳定的粟黍旱作农业作为重要的补充和支撑；黄河流域是在粟黍农业起源后，迅速接受稻作，进而加入大豆和外来的小麦，共同构成了“五谷丰登”的中原文明农业模式。而在另一个稻的亚种籼稻的起源地印度，水稻种植也是同西亚传播进入印度的麦作和各种豆类作物共同发展的；在西亚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小麦、大麦、各种豆类作物的起源是以一种“打包”的方式产生并发展的。因此，自上山文化发端，在长江下游持续发展形成的良渚文化，是旧大陆唯一利用单一水稻经济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复杂社会和早期文明，这一地区的农业社会形态对研究文明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那上山文化的稻作发展水平如何呢？目前上山文化早期，也就是距今一万年的稻作驯化水平还不是很清楚，但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上山文化中期桥头遗址和下汤遗址，水稻的驯化已达到非常高的程度，甚至超出植物考古以往对作物驯化速率的一般估计。这一方面体现了上山文化定居聚落中稻作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对“作物驯化速率和演化模式”这个全球性的农业起源关键性问题提出了挑战。根据对西亚农业起源中大麦小麦的研究，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作物驯化是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缓慢的生物性状演化发展过程，通常需要两到三千年才能完成；并且这个缓慢的演进过程主要是由收割方式的变化而促成的。那稻作驯化是否演进速度更快，又是否由其他人类行为，比如耕种方式、区隔生长的环境条件等导致的呢？

上山文化遗址多，保存条件好，对解决上述问题有很好的学术基础。尽管目前上山文化早期还没有发现大量炭化水稻遗存，考古学家也有别的办法：北大植物考古实验室跟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合作，正在开展上山夹炭陶片的microCT（微观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的应用研究，从陶器掺和的稻谷壳上去观察统计驯化的比例。希望很快能够拿出坚实的科学数据，结合上山文化发现的丰富的文物资料，来回答作物驯化方面提出的实际和理论性的问题。这不仅对稻作驯化起源，对全世界作物驯化模式都具有关键性意义。

三 “风雨同舟”的稻米之路

农业传播是人类历史上塑造世界文化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尽管稻作有特定的气候和自然条件限制，不可能传遍全球，但从长江中下游起源发展的稻作农业，对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深远和关键的。

第一，稻作农业向黄河流域的传播，塑造了“早期中国”，成为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中奠定一体化基调的重要基础。长江中下游大约在距今6000年左右就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成熟的稻作农业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稻作农业经由三门峡和汉水上游两条路线进入了关中乃至陇东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以后，很多遗址都出现了较为稳定的稻作因素。与此同时，通过长江下游同海岱地区的广泛交流，黄河下游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也开始陆续接受稻作农业，进而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发展出稻旱比例有显著差别的多样性区域农业模式。到了二里头阶段，稻作遗存在二里头遗址所占比例又显著高于其他同时期中原聚落，水稻进一步成为体现社会等级差异的特殊农作物。在中国两大流域南北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中，稻作农业传播始终是重要的推力，也是先于高等级物质文化交流的“领跑者”。

第二，稻作东传，奠定了东亚的饮食文化基础，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持续发展。粟黍农业先于稻作，大约在5000多年前就传入了朝鲜半岛和远东俄罗斯地区，但旱作农业的传播并未波及日本列岛；而稻作农业经由朝鲜半岛往日本的传播，则直接促成了弥生时代的开始，日本和韩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水田遗址，体现出水田经济在这些地区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稻作农业的传播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化进程，一方面这也是“汉字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即历史上形成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经济基础。

第三，稻作农业传播是南岛语族起源和扩散的主要表现之一。南岛语族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族群，包括广泛分布于中国台湾、东南亚岛屿（部分越南地区），乃至整个太平洋岛屿（包括马达加斯加）地区的上千种语言，使用人数将近四亿。考古学家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农人-语言扩散理论，认为这一语族的形成是在稻作农业和家猪饲养基础上，由农业族群扩散传播的结果。尽管新的考古学和遗传学研究在不断补充和修正这一观点，稻作发展或许不是南岛语族早期扩散迁徙的原因和动力；但不可否认，稻作遗存的出现和东南亚岛屿的新石器化进程具有同步性。因此，稻的传播是南岛语族扩散形成中的标志性特征，稻米之路也是整合太平洋岛屿考古、语言学和遗传学研究的重要线索。

简言之，先民们选择水稻这种特殊的植物，通过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从定居走向文明，最终经由稻米之路形成了影响大半个地球的历史文化格局。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需要不断的考古发掘、多学科研究才能完整呈现。上山文化的先民是站在起跑线上非常关键的一群人，希望通过对上山文化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可以推动稻作农业起源发展研究的整体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