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冲破黑暗 寻找光明

明星电影公司诞生

浙江宁波商人涉猎商业领域很广，自然也不会缺位新兴的电影行业。16岁那年，宁波人张石川辍学告别家乡，到上海美商华洋公司当了一名小职员。他白天上班，晚上进夜校补习英语，不久就会说一口“洋泾浜英语”。1913年，他到美国商人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担任顾问并主持制片业务，拍摄了中国故事片开山之作《难夫难妻》。1916年，张石川与人合作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拍摄揭露鸦片毒祸的舞台剧《黑籍冤魂》，久演不衰。但是，后期由于资本周转不灵，他的银幕之梦还是被迫中断了。

之后，张石川先后出任上海新世界游乐场经理、上海瑞慎洋行买办，但他对电影事业依旧关注。1922年3月15日，他拿出2000元资金，邀集有志于电影事业的朋友，共集资10000元，创办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并自任经理。第二年，明星公司出品电影《孤儿救祖记》。影片挣脱当时文明戏的程式化羁绊，注重艺术化地反映生活，反响热烈。明星公司在上海滩算是站稳了脚跟。这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朦胧状态的结束，自觉艺术探索时期的开始。

明星公司还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电影演艺训练班，着力培养、发现电影新人。从初期的四大名旦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和宣景琳，到后来大名鼎鼎的胡蝶、阮玲玉、周璇、周曼华、白云等，一时间明星公司可谓明星璀璨。

1928年，张石川又增资20万元，公开向社会招股，正式登记注册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先后拍摄了《火烧红莲寺》《啼笑姻缘》等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1932年，公司邀请夏衍、阿英、郑伯奇任编剧顾问，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合作，先后拍摄了《狂流》《春蚕》《女性的呐喊》等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影片，成为左翼电影的重要阵地。

从黑暗中走出来

连年的军阀混战，让朱德“陷入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1922年3月，孙中山先生命令滇军出兵讨伐北洋军阀。当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将滇军集结完毕，准备出发时，前两年被赶出云南的滇军军阀唐继尧从香港秘密潜回，纠集盘踞在广西的旧部，并收买滇南的吴学显等土匪武装，突然向昆明发起进攻。顾品珍被土匪武装打死，其属下也率主力败退广西。3月27日，唐继尧对时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省禁烟局会办的朱德发出通缉令，以报其被逐出云南之仇。

朱德带着一队人马，本打算经楚雄、大理出境，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但刚到安宁，就得知驻楚雄的滇军司令华封歌倒向唐继尧，他只得带人沿旧日马道北上。前面山势险要、丛林密布，后有一个营的追兵紧追不放。朱德率部跋山涉水，打退土匪武装袭击，千辛万苦抵达金沙江三江口渡口。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渡口不见一个人影、一艘渡船。他将双手放在嘴边做成喇叭状，面对着滔滔江水呼喊：“有船吗？过江了！”但只有回声在山间回荡。

在这危急关头，一艘小船乘风破浪、顺江而下。船老板曾海若一听说站在眼前的，就是当年护国讨袁的滇军将领朱德，把胸脯一拍，答应帮助他们渡过金沙江。当人马全部渡江后，朱德留下钱答谢，曾海若却坚决不收，只请求朱德题几个字留作纪念。朱德找来一张红纸，挥毫写就“侠义可嘉”4个苍劲的大字，拱手告别船老板继续北上。在四川省会理，朱德所部被当地驻军缴械，幸好有劫富济贫的绿林头目雷允飞迎接，才化险为夷。停留十余日后，朱德化装成商人，经雅安、乐山、叙府，5月中旬，回到四川南溪家中。

这一路的逃亡虽然千辛万苦、险象环生，反倒成了朱德冲破黑暗、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折点。他后来回忆道：“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同年9月，朱德乘法国邮船安吉尔斯号离开上海吴淞口，经过40多天的航行，10月中旬抵达法国马赛，当天乘火车来到巴黎。10月22日，朱德在柏林拜访周恩来，说明自己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生活和中国的新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组织，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做什么工作都行。11月，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列宁最后一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

1922年3月27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主持了大会的全部工作并多次讲话。开幕当天，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央政治报告及结论；第二天，作《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4月1日，起草《关于农村工作决议的草案给恩•奥新斯基的信》；4月2日，撰写完成《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作《关于〈真理报〉刊登广告问题的发言》，并致大会闭幕词。

可以看出，列宁的工作异常繁重。要知道，这是在他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下完成的。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极端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再加上1918年遇刺留下的创伤，使列宁患上高血压、动脉硬化。即使这样，列宁依然忘我地工作。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4月9—10日，电话口授《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就三个国际的柏林代表会议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撰写《给查理•普•施泰因梅茨的信》。忘我的工作让列宁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他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还是神经痛，而且头痛不止。为了认真进行治疗，必须好好休息。

1922年4月23日，列宁在莫斯科波特金医院取出1918年遇刺后留在颈部的一颗子弹。手术虽然十分顺利，但他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前几个月紧张工作的后果显现出来了。5月，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右手和右脚轻微瘫痪，3个月后才开始有所好转。直到10月，列宁才从他休养的哥尔克村回到莫斯科。1923年，列宁的病情又几次恶化，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出席的最后一次俄共（布）的代表大会。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