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雪太行陉 雄关漫道古渡晓

北京处于华北平原与太行山、燕山山脉交接地带，背靠群山、面向平原。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大清河、蓟运河五大水系自西北而东南流注，由此冲积成的“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平原相接，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依据天然的山川地理形势，古代先民穿过山间隘口，摸索出了纵横南北、贯穿东西的条条道路。

卢沟古渡通南北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分封“帝尧之后于蓟”，蓟的国都蓟城后来也成了古燕国的都城。蓟城的出现与古永定河水系息息相关。依赖永定河水系提供的水源，蓟城坐落于古永定河冲积扇的脊部，也由此形成了围绕蓟城而交织的古代交通大道。三四千年以前的华北平原河道湖沼广布，古代先民只能沿着太行东麓的台地从中原北上，渡过古永定河才能到达蓟城。要继续前行塞外，则需要穿过今天北京北部和东北部的军都山、燕山山脉的隘口。那时最重要的三条大道，其一是西北的居庸关大道，可以通往内蒙古高原；其二是向东北经过古北口大道进入燕山腹地；其三是向东经过燕山南麓大道或山海关大道前往松辽平原。围绕蓟城，在连通华北平原与塞外的大道中，古永定河渡口是必经之地，成为南北往来道路上的聚合点和分流点。与此同时，燕蓟之地作为沟通中原与塞外的重要通道，其地位也日渐上升。尤其是在隋朝大一统条件下，修建大运河南达江淮，北通涿郡（隋北京名），东南财税之地与东北军事重镇的沟通更为便捷迅速，南北方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唐代，永定河渡口成为幽州（唐北京名）道路的地标。骆宾王《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诗云：“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取道幽州出榆关（今山海关附近）伐辽东，渡过桑乾河（唐永定河名）是必经之途。刘长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诗云：“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穆陵关在今湖北麻城，故人即将北归幽州，诗人构想了友人远行渡永定河回到幽州城的场景。

辽金之后，关于永定河作为交通枢纽，沟通南北的记载越来越多。辽宋金三朝使者交聘，无不经过永定河渡口。金代迁都后，改燕京（今北京）为中都，作为北方的政治中心，其交通中心地位更加凸显。中都城南三十里处的卢沟河（金代永定河名）水流湍急，一直以浮桥渡人。为了便于中都与中原交通，修建安全稳固的桥梁势在必行。据《金史·河渠志》记载，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通常以所跨的河流“卢沟”而称为“卢沟桥”。卢沟桥的建成，极大便利了商旅过往，成为北京连接华北的咽喉要冲。

明清时期，卢沟桥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扼守着京畿以南陆路交通干线的关口要塞。清代在太行山东麓大道的最北段，即从卢沟桥转向东北进入北京广宁门的道路，受到了格外重视。康熙帝、乾隆帝多次取道卢沟桥，向南、西南、东南视察京畿河防或巡游山东、江浙等地。

古老的北京从燕国的蓟城，到明清的都城，城市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卢沟河渡口的重要性自然也与日俱增，留下无数关于这个古老渡口的记忆。卢沟桥头矗立的卢沟晓月碑刻见证了多少旅人在残月如钩的黎明，匆匆踏上旅途的身影。如今，一曲《卢沟谣》高度浓缩、再现了卢沟桥地区的千年历史画卷：“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卢沟渡，摆渡船，渡走春秋渡秦汉；金中都，烟云散，留下古桥写江山；元明清，七百年，卢沟晓月照大川……”

永定漕运润都城

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随之也成为交通网络中心。元代交通有赖于军事势力的发展，凡其兵锋所至，随置驿站，开拓道路，通畅运输，形成了大辐射、大沟通的交通构架。元的统一结束了自五代宋辽金以来的分裂局面，伴随着疆域扩大，交通状况与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东西方的交流往来也空前活跃。在水路开发方面，元代疏凿了新的运河干线，开通了近海漕运线。在陆路发展上，元代建立的庞大驿路系统，成为大都联系各行省首府的主要通道，后又为明清所沿用。元代发达的交通不仅体现在国内，在东欧的多瑙河畔也曾设置驿站以通消息。中国的工匠还出现在东欧、阿拉伯半岛与波斯湾。西方的商人、教士也纷纷漂洋过海或穿越亚欧大陆涌向大都，其中就包括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近海与运河的漕运，是维系元大都城市发展的生命线。伴随着大都城的建成，永定河再度为大都的漕运水利提供便利。辽金曾利用永定河水系的天然河道开挖运河用于粮草运输，辽代的萧太后河和金代的坝河（得名于元代）都是对都城运输起到重要作用的河道。元代继承了前朝的水利成果并加以改进。

最直接利用永定河水来提高大都漕运能力的河流，是元代两次开的“金口河”。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郭守敬建议元世祖吸取金代引永定河水出西山的经验，“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十二月元世祖下令“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以供应大都所需的建筑材料。这条河从石景山麻峪村开凿引水口，导卢沟水出西山，一直被沿用了三十多年，在修建大都城的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佚名者作《卢沟运筏图》，再现了元初利用卢沟水转运西山木材的场景。后因河水上涨，威胁大都城的安全，金口河才不得不被填塞停用。

随着大都城的建成和都城人口数量的增长，大都的物资供应规模也越来越大，仅靠坝河和通惠河，已满足不了日常漕运的需求。加之西山物产对大都城市生活的运转十分重要，元末再开金口河的议题又被提起。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正月重新开挖了金口河，这次开的金口河引水口在今门头沟三家店，故称金口新河，不过很快因为河水汹涌、造成决堤又再次被停用。

元代是北京水利发展的高峰时期，永定河为京城漕运提供了重要水源。明清在守成的基础上加以改善，加强对永定河的治理，使永定河在经过改造之后，继续发挥运输与灌溉作用。庞大的都城，依然享有通过永定河带来的种种便利和润泽。

京西古道惠民生

永定河流经的西山河谷之地，自古就是华北平原通往三晋大地和蒙古高原的必经之路，塞外的游牧民族沿着山间谷地直抵北京平原。为满足长期族群迁徙、商旅贸易以及军事防御的需要，人们在永定河河谷之间逐渐构建起繁密的交通运输网络。辽宋金时期，争夺燕云地区的各路人马，也曾多次取道西山。元代大都与上都间往来频繁的西道，是西山著名的古道。在明代，这些古道更为重要。它们通往宣化、大同、独石口等边防卫所，直接维系着明京师的安危。清代在永定河要道上多处分级把守，在关隘要地分别由把总、千总乃至巡检司等驻守。

除了军事上的用途，京西的交通道路还多用于塞外、西山与京城之间生产、生活用品的运输。京西山区物产丰富，山货、农牧特产，石材、石灰等建筑材料、木材与煤炭燃料对居民生活至关重要。商贩通过京西古道将塞外皮货、牲畜以及京西的特产、燃料运送到京城，维持都城百姓生活的正常运转。

元初建大都城时，大量采伐西山木材、石材作为建筑材料，西山的煤炭也开始大量开采，供应都城百姓。据《析津志》记载，当时大都城内外的煤炭商人，每年九月开始置办牛车，趁着冬月永定河结冰，驱车直到西山煤窑，将煤炭运到北新安及大都城贩卖。一天要发送好几百车煤炭，永定河上运煤车辆穿梭如织。要是等到来年春天，冰雪融化、河水泛滥就无法用如此便捷的方式运煤出山了。明清在西山挖煤供应京城，更为普遍。西山古道上的运煤车队、骆驼队络绎不绝，因为运输业的兴盛，沿途形成了大量村落和旅店。

三家店是永定河东岸的重要村落，因始有三家客店而得名。根据发掘出来的大量唐代文物遗迹，在唐代，这里就成了永定河通道的枢纽。三家店渡口是永定河十五个渡口中最大的一个，控扼进出西山的大道，是西山内外的物资集散地和商贸中心。明清时期三家店已经成为京西极其繁华的村庄。当地有一处山西会馆便是三家店沟通山西等地的佐证。民国初京门铁路修成，后来又修通京西公路与永定河大桥，三家店村才渐渐失去往日“京城煤炭码头”的重要地位。从三家店到琉璃渠及务里村，也是一条重要运输通道。务里村龙泉务窑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处辽金瓷窑遗址。琉璃渠村也从辽代开始就出现了琉璃制造业。元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官府在这里设琉璃局，并派官员管辖。明清时期，这里仍烧制琉璃制品供应皇宫、官府、寺庙。

通过西山大道，各种山区物产源源不断运至京城。在三家店和牛角岭有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篆刻的《重修西山大路碑》，记载了西山大道冲毁后，“客商叹息”“煤驮阻滞，不能运京”，随后各方力量集资修补道路，历时两月终于“往来通达，人人快意”的一段历史。西山大道对京城百姓生活之重要可见一斑。

西山也是京城人出游的胜地，古刹名寺遍布西山山区。潭柘寺、戒台寺两座皇家寺庙以及金顶妙峰山娘娘庙，吸引了北京乃至周边地区虔诚的信徒，沿着香道前去进香赶会。最早的香道都十分坎坷崎岖，不便行走。潭柘寺成为皇家寺庙后，不仅皇家和官府参与了香道的修建，民间香会、商人与虔诚的百姓也纷纷集资修补道路。芦潭古道是京城通往潭柘寺的一条主要道路，由皇室与官府出资修建。乾隆时期，为了拜谒西陵，官府出资修建了京易御道，芦潭古道成为御道的支线。此外还有从石景山区庞村、新城（东、西辛秤村）过永定河到潭柘寺的庞潭古道和新潭古道。

自然地理环境提供的可能性与社会人文背景促成的必要性，决定着交通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未来趋向。京西古道、卢沟古渡等穿越西山永定河区域的各种山道、水道及渡口，形成了独特的由山水架构的交通网络，对日后北京发展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作者简介：许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