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3）

二、当前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们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做出准确研判。可以说，来自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和挑战，将前所未有。

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颜色革命”的新动向新特点进一步增加了我国面临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风险，对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带来严峻考验和重大挑战。也就是说，在当前面临的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中，首当其冲的是政治安全风险。

（一）国家政治安全形势最具挑战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中国的最大国情之一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就决定，中国政治安全所面临的挑战绝非一般国家所能比拟。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

那么，什么是“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是20世纪末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民主输出、更迭政权、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仅是政权的改朝换代，而是对一国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造和重塑，以此实现西方化、美国化。对中国而言，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社会矛盾多样多发的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极力插手利用由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从中挑起对立，激化矛盾，推动这些事件向组织化、政治化、暴力化方向发展，竭力策动“街头政治”。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防范来自外部的“颜色革命”风险。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警惕来自内部的风险，就是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第一，精神懈怠的危险。精神懈怠，首先指的是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意识不牢固，即信仰缺失、目标迷失、斗志丧失；其次指的是没有工作热情，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无所作为，甚至只把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作为人生追求。在“四大危险”中，“精神懈怠的危险”被置于首位。可见，精神懈怠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危险。第二，能力不足的危险。第三，消极腐败的危险。个别党员干部懒政、惰政、怠政，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履行职务要求的工作。比如，前些年出现的“我妈是我妈”“我是我”等荒唐证明，就是懒政、惰政、怠政的典型事例。第四，脱离群众的危险。脱离群众的背后就是官僚主义，具体表现为，看不起群众，不愿接触群众，不善听取意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不及时解决。实际上，这些行为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与我们的宗旨立场、初心使命相悖。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那么，面对“四大危险”，我们应该怎么办？必须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45年7月，党的七大刚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人应邀到延安考察访问，留下了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提到了“窑洞对”：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体现的是他律；我们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体现的是自律。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中，自我革命是一条重要经验，也是破解“历史周期率”，应对政治安全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国土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化

我国国土安全，既有来自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压力，也有来自外部的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压力。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复杂，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邻国多。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8个海上邻国，其中朝鲜和越南既是中国的陆上邻国，又是海上邻国。第二，与邻国的关系复杂。我们的邻国国家大小不一样、社会制度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第三，与周边国家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在陆上领土问题、海域争端问题等。这给我们协调周边关系带来较大挑战。

在国际学界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国际竞争中，邻国越多，特别是接壤邻国越多就越不利。我们看美国的周边安全形势，东西两大洋，周边无强邻，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而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就比较复杂，与14个邻国陆地接壤、8个隔海相望，而且历史遗留的领土、领海争端较多，部分国家处于美国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上，我们捍卫国家领土、领海主权的压力增大。

（三）经济安全形势有忧无患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从内部看，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灰犀牛”风险点主要有：房地产泡沫风险、杠杆率过高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从外部看，新冠肺炎疫情、单边主义是外部环境中重大的不确定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在这一背景下，既要打好疫情阻击战又要打好经济保卫战，我们提出了“六稳”“六保”。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为稳住经济形势，中央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中，一头一尾的稳就业、稳预期是“稳”的目的，中间的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则是“稳”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又提出了“六保”，分别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那么，“六稳”“六保”是什么关系？“六保”是“六稳”的细化、是核心、是底线。也就是说，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我们一定要守住底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更大发展。

2020年，中国GDP增长仅有2.2%，但也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面对复杂国际环境、疫情和极端天气等多重挑战，我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GDP增长8.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由此可见，正是中央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准确研判，制定出一系列应对经济安全风险的政策，稳住经济基本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社会安全：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易发

社会安全，一方面一些社会安全风险会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甚至威胁政治安全；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一系列安全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按照2015年世界银行的说法，人均GDP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的国家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2735美元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我国2021年人均GDP达1.25万美元，已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正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是，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只要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知道，经济发展有一定周期性，在这个周期内会有波动。也就是说，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不仅要高出高收入国家标准的20%，而且还要持续一定时间。按照发展规划，我们将在“十四五”时期实现这一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很多国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这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在这方面，巴西和阿根廷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研究发现，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且这13个经济体大多是体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可见，大部分经济体是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来看，虽然遭遇了疫情，但风险可控，未来实现成功跨越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五）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日益突出的信息安全问题。2013年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事件”以及随后引发的一系列美国监听丑闻，暴露了美国在网络上拥有的绝对霸权。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网络信息战来威胁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这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

中国是一个网络大国，更要成为网络强国。2022年2月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突破10亿，达10.32亿，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99.7%；国内域名总数3593万个，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中我国有4家。这些数据足见我国网络规模之大。但再看一组数据。网络资源上，全球13台根域名服务器中9个在美国，中国为0。这说明，我们在全球网络上没有话语权，是一个网络弱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2021年发布的《2020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数据显示，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数量最多，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在木马和僵尸网络方面，2020年位于美国的1.9万余台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446万余台主机。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因此，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必须突破互联网核心技术难题这个“命门”。否则，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