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及启示（2）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将中山舰派到黄埔军校附近一事，大做文章，下令逮捕代理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解除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拘押保卫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等。

事件发生之时，共产国际竟对蒋介石采取了完全妥协的态度。共产国际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苏联顾问过度越权和对中国将领们的过分监督引起的。现在共产党人还没有能力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因此应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以赢得时间。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也于3月29日给广州党组织发来指示：“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这样一来，蒋介石并未因中山舰事件而受到任何制裁，反而刺激了其野心的进一步膨胀。

同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打着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整理党务决议案》，要求中共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等。《整理党务决议案》提出之时，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方面能否接受，颇为忐忑不安。苏联派来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曾要中共中央派人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决议案》决不反对。结果，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对蒋介石的提案大多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依照通过的决议案，蒋介石随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的活动。

1927年3月底、4月初，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共产国际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介石破裂。陈独秀也主张“要缓和反蒋”，他还和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会谈，公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反而认为“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不知自何而起的谣言”，希望国共两党的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城协商进行”，“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

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统一战线中处于从属与配角地位。特别是没有建立一支自己掌握的、与国民党能抗衡的革命武装，当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者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此失败。

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万6千多人，党员由近6万人锐减到1万余人；党领导的工会会员由280万人减少到几万人；拥有1000万会员的各地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反革命大屠杀中，中国共产党人得到了一条血的教训：中国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不但应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且在统一战线中应掌握领导权，尤其是要建立一支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并由此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但在武装斗争中，又存在照搬照抄十月革命经验的问题。由于十月革命是以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取得成功的，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差不多都是以夺取城市为目标。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以及城市是敌人的统治中心和反革命力量的集聚地，起义军多数未能实现夺取城市的目标，个别的武装起义虽然一度控制了城市，但很快又得放弃。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革命的目光转向农村，并相继建立了若干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伟大探索。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一个重要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这就是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红军的主体是农民组成的情况下，红军中的党员主要来自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因此，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把红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古田会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古田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国情、特殊革命道路中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强调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成中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初步形成。

尽管已经建立了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并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没有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期待能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一举取得全国政权。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命令城市中的党组织举行武装起义，命令根据地的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在执行“立三路线”的过程中，红二军团由1万6千人减少到3千人，并丧失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由6千多人减少到2千人，丧失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白区党的力量也遭受严重损失，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全会上，王明被选进了中央政治局，随后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党也由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教条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如将苏联消灭地主富农的政策搬来中国，在土地革命中搞“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照搬苏联肃反运动的做法，在革命根据地肃反严重扩大化，等等。教条主义形成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无一不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脱离了人民群众，其严重后果，是各根据地的反“围剿”相继失利，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党遭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二次严重挫折。第五次反“围剿”前，红军曾发展到约30万人，三支主力红军长征时约有20万人，长征结束时约3万人；除少数红军游击队在坚持斗争外，南方已没有一块完整的根据地；白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党员人数由最多时的30万人减少至约4万人。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标志着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统治的终结。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需要党的政策策略也随之进行调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之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极大地改变了党的形象，中国革命出现重大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