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带来重大传播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智能化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跨越，是从工业文明向着数字文明的深刻转型，正在带来传播领域的巨大变化。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一系列现象级改变，如何从总体上把握技术驱动下社会传播领域的变化趋势、深层逻辑及演化机制，已成为实现传播实践有序发展和不断升级的必答题。

人工智能引发传播网络总体性重构

社会的智能化是一场革命。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渗透导致的关键变化，是对传播网络所链接的全部关系的总体性重构。不同于对某些传播环节及某个传播要素所进行的“小修小补”的改良型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渗透将创造一个无限量的巨大信息网络，并将从前无法纳入其中的更加多维的关系连接纳入进人的实践体系的可操控范围中，也即从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全面走向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系统连接，创造智能终端之间的超级链接体系。

显然，当一系列新的关系要素实现了对于人类实践的“入场”，便会使得社会传播成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并在多重、多维的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实现“换道行驶”。媒介的迭代与技术的升维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持续地为传统社会中相对无权者赋能赋权，数字技术改变了传媒业因机械复制技术所形成的一对多、点对面式的信息垄断格局，瓦解了传统社会信息不对称的大众传播秩序；“人人都是传播者”极大地推动了丰富多彩、纵横交错的不同连接方式的交流与传播的实现，实现了更多的传播模式的涌现：物成为新的公共信息承载者，社会热点的表达凸显后真相、非理性等特点，关系认同、情感共振成为社会沟通与社会共识建立的关键，而平台级媒体及作为其运行内在引擎的智能算法则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性中介。

人工智能促成传播生态根本性变革

在人工智能技术强大作用下，媒介产业的变革方向和媒介融合的发展路径已经成为现阶段传播领域的重中之重。媒介融合进程中如何实现新传播环境下的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目标，达到主流资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的境界，必须有一个生态级意义上的羽化成蝶的深刻改变。

从传播内容的供给侧来考察，短视频和直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性传播的门槛降到如此之低，每位用户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人工智能时代无人机普及，各种环境中摄像头、传感器的无所不在，都将进一步超越传统媒体的时空局限与感官局限进行丰富多彩、立体多维的信息采集，而其中的某些具有社会价值的信息则可能经智能系统自动加工后直接发送给多元用户。概言之，数字技术带来的“泛众化”的传播供给侧，致使多元传播弥漫在人们的各类日常生活的场景中。

就传播形式的丰富和扩张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因其传播形式的全息化、多样态，信息传播已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而传播技术的应用会以用户场景为聚焦点而不断创新信息的组织形式、传播模式和内容形态。随着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视觉传播成为社会传播的主流形态，内容传播者因应当下移动化、碎片化和社交化的传播场景，通过碎片化的视觉表达和情感共振、关系认同的传播模式广泛应用，使得内容生产与传播形式转型为一系列直击人心的混合情感传播模式。

智能化也使传播渠道发生了全新的变化。面对媒介生产和用户端的赋能赋权，极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信息生态出现了供需危机，内容传播的精准化已成为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传播转型的重点。依托机器算法且拥有海量用户及强大黏性的平台遽然崛起成为平台型媒体，并将逐渐跃升为新的行业主导者和传播规则的制定者，实现向传播权力中心的跃进。

人工智能推进传播实践革命性转向

传播技术的智能化发展为现实社会以及虚拟网络空间中的传播机制和传播效应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也带来了元宇宙、区块链、物联网、XR（现实扩展）、云计算、流媒体视频等技术的新发展，它们正在深刻地改写传播领域以及社会发展深层逻辑。这已经不是一项弯道超车的发展模式，而是一项换道行驶的全新发展模式。

全社会的媒介化。媒介化理论认为，媒介可以与其他社会范畴相互建构，作用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媒介形式其意义远胜于其内容。这一理论视角强调了媒介逻辑对社会的建构作用，也强调了媒介与社会的相互形塑，人作为居间主体，其实践具有能动性，因此可以通过宏观和中观型态与实践的分析对媒介化进行解构，探究行动场域中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变动模式，更好地帮助我们把握媒介化进程中的微观、中观、宏观层级变化。

型态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型态”是指智能新媒介技术催生出新的社会行动方式和组织起的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包括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媒介、社会与媒介关系的变革，它将全面助力智能新媒介逻辑对社会实践的形塑。以型态与社会实践的视角展开探索与创新，以“点—线—面”的实践试点为依据，运用更为贴合的理论工具，以期在未来传播中对媒介化理论与实践及其社会效果的把握有全新的突破。

媒介与社会变迁的互构。在过往的传播实践中，将媒介与社会相分离的实践模式忽略了媒介的作用过程，变成单纯强调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决定/非决定关联的实践范式。我们认为，借鉴SCOT（技术的社会建构）路径，同时对媒介演进基本逻辑与实现机制作出探索，不仅只考虑科技物体本身，也考虑科技物体的发展过程，同时关照到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对媒介的租用，思考媒介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形塑、相互生产的互构关系及其实践。

媒介影响社会结构的制度化。制度化的行动路线，即将媒介的形式视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化力量，强调并致力于实现媒介作为社会现实框架的组成要件。媒介逻辑被用来描述媒介所具有的制度的、审美的、技术的独特样式及特质以及借助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运作的方式，从而提升媒介有效地影响更为广泛的文化和社会的能力。

（作者：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专业委员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