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历史经验中启迪智慧

一、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启迪智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尤其重视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启迪智慧，促进改革，推动工作。193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比较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牺牲在人民中树立起的革命形象及其巨大的教育价值，它必将影响并带动更多的人民加入到革命事业中来，这已经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实践所证明，令人惊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党的领导人思想的历史穿透力。

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贯穿于党发展的不同时期。1951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是中国革命最精华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从苦难中站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这充分体现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历史的高度肯定和尊重，强调了中国人民从苦难中站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今天重温这些论述，可以深刻体会党的领导人对党的历史的认识的高度一致。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八十年，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八十年，是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的八十年”。江泽民同志对党的八十年历史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予以高度评价，这一评价与50年前邓小平同志对党的历史的评价异曲同工，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逻辑的一致性，放在一起学习，可以深刻领会到党的历史认识的连贯性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的传承性。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党的历史的重要价值和党史学习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揭示了当前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对党的历史予以高度肯定，敏锐地意识到党的历史的重要价值，强调要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这对我们今天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学习党的历史对领导干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理解今天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所在。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一大批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主、热爱人民、党性强、熟悉党史、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1996年，江泽民同志就指出，“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江泽民同志突出强调了党史学习教育对领导干部的重要性。总结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饱经风雨、饱含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可以“以史为镜、以史明志，„„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政治自觉，坚定信仰信念，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二、应对风险挑战的经验孕育中国共产党的“抗逆”基因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00年前积贫积弱、山河破碎、战乱不已、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生活在100年前旧中国的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处境极其悲惨。为改变中国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一次次遭受了失败，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思想和道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刻起，就把实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部曲折探索、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最终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历经艰辛、不断战胜困难挫折的历史，就是一部敢于与风险挑战作斗争并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应对并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其中既有深刻的教训，也有宝贵的经验。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党的经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卓尔不凡的特质，在世界政党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抓住建党一百年这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用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受的风险挑战，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抗逆”基因，并形成了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

大革命时期，党在矛盾复杂和斗争激烈的环境下，面临着发展、壮大组织和对党员进行教育等艰巨任务。建党初期，党的工作主要围绕国共合作的主题进行，自身的建设发展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对共产国际也存在着较大的依赖。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明显加强，蒋介石仇恨工农、反对共产党的本质逐步暴露。但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蒋介石等人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警惕，因而在处理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的关系时，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陈独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在反革命政变发生时，无力进行反抗而付出巨大的牺牲。1927年4月12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有300多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在这前后，四川、江苏、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著名共产党人杨闇公、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惨遭杀害。4月28日，李大钊等20多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中国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从此，中国政治风云突变，中国革命联合战线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变动与分化。之后，陆续出现杨森、夏斗寅、许克祥叛乱和朱培德叛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由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建党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失败，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革命走入低潮。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总体上还是一个处于幼年时期的政党，它虽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等各方面的不足，在大革命的危机时刻完全处于被动的挨打地位，不得不吞下大革命失败的苦果。从大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其惨重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的征程。

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们运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任何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起进攻，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国民党政府相继通过《制止共党阴谋案》、《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并将“反共”等内容写进了《中华民国刑法》。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群众运动中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党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党员数量也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革命形势进入低潮。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掌握武装，夺取大城市，党先后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继续举起了革命的火种，但在我弱敌强的格局下，这些起义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这一时期，我党在急躁拼命情绪影响下又出现“左倾”盲动错误，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在这一背景下，以毛泽东等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开始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思想，这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之后，我党又出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幸而得到及时纠正。后来，又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受空前严重的失败，最终不得不撤离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国民党组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试图赶尽杀绝革命的火种。由于错误的军事指挥，在湘江战役中，红军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多人，中国革命又一次走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危机时刻，我党召开了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历经千辛万苦，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展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最终，红一、二、四方面军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到达陕西北部，完成了战略大转移。“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红军不可战胜的革命形象在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中跃然纸上。红军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风险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强大的“抗逆”基因。

坚定的革命理想，坚定的人民立场，在各种困难、风险、挑战中经受的严峻考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比其他政党和军队更加博大的胸怀和更加长远的眼光。抗战初期，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再次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外敌入侵时，中国共产党能够放下前嫌，主导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倡导并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全身心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积极抵抗并和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全国人民一起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为了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从延安赴重庆谈判，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通过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迫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后来国民党又背信弃义，违背“双十协定”，挑起内战，导致国民党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地位。正是由于正确认请了国民党“假谈判，真备战”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做好“两手”准备，在努力谋求和平的同时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逐步改变全面内战开始时国共双方军事力量“敌强我弱”的态势，通过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逐步转入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阶段，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危机关头的前瞻的格局视野、博大的人民胸怀、强大的政治定力和卓越的风险应对能力，有力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这一进程虽然充满了波折和坎坷，但社会主义道路从没更改，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在前三十年的探索和积累基础上，1978年，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朝着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阔步前进，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逐步从理想变成现实，百年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续写新的华彩篇章，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道理。

三、从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就为什么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哪些重大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重大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黑天鹅”“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理解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科学统筹发展与安全，善于从我党应对风险挑战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建设更加平安的中国。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战胜风险挑战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前进道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会有数不清的风险挑战，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从来就没有惧怕过、退却过、逃避过，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有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这些理想信念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困难挑战时有超出寻常、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坚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1928年被反动军阀逮捕后，李大钊同志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夏明翰在就义前的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定的理想信念指引下，拥有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在困难面前和危机中为了理想信念挺身而出，勇于牺牲，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一次次风险挑战和危机关头时，能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今天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牢记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使命，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坚持实事求是是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思想路线。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的重要思想路线，是我们共产党人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思想方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结果。我们过去革命取得的一切成就靠实事求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要坚持实事求是，应对风险挑战，同样也要靠实事求是。只有从风险挑战的实际出发，发现风险挑战的规律，探索应对风险挑战之道，才可能成功应对风险挑战。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贡献，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实事求是是一切工作的思想方法、一切工作所应遵循的思想路线。要成功地应对风险挑战，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只有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只有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才能成功地应对风险挑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坚持独立自主是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自身力量和资源不足，不得不依赖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没有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大革命的的失败。共产国际及其远东代表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由于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等人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警惕，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在反围剿的过程中，也是由于盲目地听从共产国际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湘江战役等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从此，中国革命的航向才找到了可靠的掌舵人，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确立了独立自主的路线和方针，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才更加从容，中国革命才开始从一个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坚持人民立场是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在应对风险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紧紧依靠群众，紧密团结群众，坚持组织动员群众，把自己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坚决维护群众的利益，全心保护群众的安全，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肯定和认可，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帮助，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人民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最可依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