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要道通古今

通州的历史，因道路而孕育，因道路而生发，其古称“路县”“潞城”就深刻体现了这里与陆路交通、水路交通的紧密关联。在北京这一四方辐辏的交通、战略要地中，通州占据了水陆要冲的关键地位。

山重水复汇大路

在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往来通达、运输货物以及邮递驿传等活动，主要依赖于陆路交通，在我国北方尤其如此。北京地区的道路发展情况一直备受重视，自古以来就有四大干道之说，其中一部分就与通州的发展关系密切。

北京处于三面环山、一面平原的地理位置上，即西部为太行山，北部和东北部为燕山，南部是辽阔的华北平原。这使北京地区状若海湾，俗称北京湾或北京小平原。北京小平原西有古永定河自西北而东南流过，东有潮白河（古鲍丘水、沽水）自北而南贯通，中有温榆河（古温余水）自西北而东南流注。这些河流的冲积扇相连接，呈现出北京小平原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的总体地势。通州，就坐落在古永定河冲积扇和潮白河冲积扇的结合部位。

历史上，华北大平原河道稠密，湖淀沼泽广泛分布。北京地区有四条交通干道沟通四方：西北居庸关大道，东北古北口大道，西南太行山东麓大道，东方还有一条沿燕山南麓东去，转过山海关和辽西走廊，可抵达松辽平原的大道，将古蓟城与渤海湾相连，此路可称为燕山南麓大道，这也是一条与通州地区关系最为密切的交通要道。明代王问在《杨村驿与镇山秉烛言怀》中写道：“北路饶长风，方舟成奄泊。迟迟通路亭，弥弥活水曲。”这里的“北路”便是指燕山南麓大道，在这条大路上有新莽时期的“通路亭”，西汉时期在这里初设“路县”，东汉时期更名“潞县”，此处正是今日的通州。

交通中人是主导因素。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逐步提升，通州地区的文明逐渐发展起来，其早期文化遗存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陆续发现并发掘的菜园遗址，见证了通州地区先民们傍要道而居的历史。

自1972年起，在通州宋庄镇菜园村陆续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穿孔石斧，商周时期的灰陶袋足鬲，春秋战国的夹砂红陶深腹鬲，汉代的红、灰陶片，北朝的酱釉瓷罐以及唐代白釉瓷片等。同时还发现了损坏严重的汉代砖井3眼。据出土器物显示，菜园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唐代。之后的40多年来，在通州区宋庄镇菜园村、梨园镇、三间房等地陆续出土了各种石器，种类有斧、铲、凿、研磨器等，加工工艺包括磨光、穿孔等。这些遗存表明，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通州地区持续出现人类活动并伴随有农业生产。可见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通州地区就已经有人类定居并聚集活动了。

结合通州的地形地貌和众多考古材料可以看出，燕山南麓大道这一历史悠久的南北交通干道，不仅是北京城的前身古蓟城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更是通州地区得以持续发展、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东周烽火辟通途

至春秋战国时代，更多沟通南北的大道被开辟出来。公元前314年，齐国大举兴兵讨伐燕国，几致燕国灭亡。燕国后继者燕昭王励精图治，于公元前284年拜乐毅为上将军，联合多国伐齐。从先秦时代燕、齐两国的攻伐战争来看，两国之间特别是燕都蓟城与齐都临淄之间，存在一条已被广泛应用的通途大道。这条沟通燕齐的南北大道，可称之为渤海西岸大道。而通州位于蓟城东部、毗邻渤海西岸，是通齐的必经之路。

燕昭王时国力强盛，燕都蓟城要去往辽西、朝鲜，就需要一条通往东北的大道。以反方向推之，从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东北）经九原（内蒙古包头市）、代郡（河北蔚县），就到了燕国上谷郡。不止于此，北地还有其他道路可通往燕国。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可见燕国的长城从造阳修至襄平。造阳，据《史记集解》引韦昭所言，在上谷郡。汉代上谷郡治所在今河北怀来，襄平在今辽宁辽阳。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各郡治所，分别在今北京怀柔、天津蓟县、辽宁义县、辽宁辽阳。燕国为防东胡入侵，辟有通往五郡的道路，其中通往东北地区者，可称为蓟襄大道，亦可视为前述燕山南麓大道的延伸和发展。

随着先秦时期通州地区交通往来的活跃，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也愈发繁荣起来。如今，通州地区发现了多处战国古墓，其中丰富的物质遗存见证了那一时期人们的生活。

1969年发现的于家务乡东垡村墓群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通州地区发现的战国古墓。墓中出土了青铜鼎、豆等礼器，铁制箭镞、马具等兵器，陶制瓶、罐等生活用器，文物数量虽不多，但种类多样，囊括了从礼乐征伐到生活用度的方方面面，可见战国时期通州地区人类生活之丰富活跃。

古镇张家湾的南垡头村黄土岗，在1980年代建砖窑、挖鱼塘时，也发现了战国墓葬。其中出土的兵器尤为引人注目：一把锈残的铁制宝剑已断成数截；一枚短粗铜箭镞长约3厘米，三翼锥形，前冲力极大，为硬弓所用；一枚细长铜箭头长8厘米，出土时竟牢牢扎在一具尸骸的股骨上。可知当时的通州地区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新时代以来的城市副中心建设，在前期考古勘探中又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成人瓮棺墓——这是北京首次发现成人瓮棺，其规模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瓮棺葬是东北亚汉文化圈的一种特殊墓葬文化，此前北京也曾出土过一些瓮棺，但都是儿童墓葬，大多是将生活中使用的陶瓮、陶盆两两相扣，充当棺材。而此处的成人瓮棺则是专门定制的。瓮棺个头大，对扣在一起足有两米长，显然不是生活用具；两个瓮对上后还会形成子母扣，不易打开滑落。通州地区瓮棺墓的发现，对京津冀乃至整个环渤海地区的文化传播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如上所述，经先秦时期的初创与奠基，因陆路交通活跃而带来经济文化发展的通州地区，其交通道路的基本格局已显示出大致轮廓。后世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改进了道路的通行状况。当代通州地区通往区域之外的主要干道，就其历史渊源而言，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秦汉兴替筑名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燕都蓟城一跃成为统一国家的北方军事重镇和联络华北、西北、东北的交通枢纽。秦朝为有力控制地方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不仅统一了度量衡等制度，而且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修筑驰道。最著名的驰道有9条，其中一条驰道干线途经通州：先以咸阳为起点，经函谷关、三川郡（河南洛阳市）、邺县（河北临漳县西南）、邯郸、恒山（河北石家庄市东），直到蓟城；再由蓟城到襄平（辽宁辽阳市），后一段称蓟襄驰道，是在先秦蓟襄大道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具体而言，蓟襄驰道始于蓟城北门，东行至今北京东便门，傍今通惠河东进，沿今通州新华大街北侧，过沽水（北运河），走今潞城镇古城村北、召里村中，经宋庄镇师姑庄北，再经今潮白河至今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然后沿京榆旧路经无终（天津市蓟县）、碣石（河北昌黎县北），直至襄平（辽宁辽阳市）。

可见，秦时蓟襄驰道横穿今通州区北部。1960年挑挖运潮减河时，曾在潞城镇古城村与召里村之间的河段发现数十米宽的蒜瓣土层，同时发现土层两侧有规律性极朽树根，这便是蓟襄驰道的遗迹。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自咸阳出发，沿咸蓟驰道达蓟城，再由蓟城沿蓟襄驰道到达碣石，并摩崖刻石，歌颂统一、宣扬国策，以巩固中央集权。秦始皇此次东巡，明确路过了今通州地区。

作为秦朝倾全国之力而成的大型国家工程，蓟襄驰道与之前的蓟襄大道不可同日而语。驰道平坦处宽五十步（约70米），隔三丈（约10米）栽一树，道两旁夯筑厚实，道中央为专供皇帝出巡车行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国道。在驰道上行驶，一昼夜能行进六百公里。经过通州的这条蓟襄驰道当属秦朝所修居于最北端的驰道，与今京哈高速公路基本重合，是秦朝中央遥控辽东地区的交通动脉。此后历经秦汉，通州地区及其周边的陆路交通格局未再有大的变化。

作为自古以来的交通枢纽，通州地区在先秦为燕蓟所控；秦朝行郡县制，始隶渔阳郡；西汉正式设县建治所，成为通州有文字可考的建制沿革起点。当时在通州地区设置路县，路县便成为通州最早的名称，路县治所在今潞城镇古城村。

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潞城镇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最终确定了汉代路县城址的位置、范围、形制、结构等基本情况。路县故城东临胡各庄村，西北为京秦铁路，北有运潮减河流过，南近玉带河东大街。埋于地下的城墙保存较好，城址平面近正方形，长宽在600米左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符合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的典型规制。

路县故城遗址中清理出了清晰的汉代道路。路为南北走向，宽5.5米，路土保存较好，厚0.5米；路西有一条宽1.2米的排水沟。据考古经验和理论推断，此汉代道路或为古城的主干道和中轴线。同时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典型汉代器物，以陶器为主，兼有铜器、铁器、石器、骨器等。综合考古勘探及出土器物，确定城址始建年代不早于战国晚期，不晚于西汉中期。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及诸多学者考证，可断定此城址即为两汉时期渔阳郡下属的路（潞）县治所，即古路（潞）城。

西汉称其城为路，取路路通达之意；新莽改制，更名通路亭；东汉因潞水之故，复改称潞县，取其水陆要冲之意。路、潞之名沿用近1500余年，直至金朝设通州、明初裁潞县，通州这一名称才逐渐为后世所熟知。

（作者简介：高希，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