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氾胜之书》中的术与道

《氾胜之书》中的术与道

在汉武帝广辟田亩、大兴农事之际,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氾胜之兴神农之教、继陶朱之风,“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他在指导关中农业生产实践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农学经验,对当时流行的“粪种法”“溲种法”等种田方法进行了改良,创新了“区田法”,使关中地区获得丰产,保障了当时汉帝国都城的粮食供应。氾胜之的思想成果纠集于《氾胜之书》中,标志着精耕细作的农学思想新发展,并为《齐民要术》等后世农书广为征引。然而《氾胜之书》原书在流传中遗失,当今版本乃是根据《齐民要术》所引条文辑录而成。《氾胜之书》现存18篇,囊括了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等13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提出了“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六条紧密关联的农业生产原则,其中既包蕴着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和哲学基因,又体现着鲜明的资政重本取向,乃是“术”与“道”的统一体。

“氾胜之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精耕细作是在集约用地情况下所采用的一套整地、选种、施肥以及田间管理的综合技术方案,其优势在于以增强劳动投入改善自然环境、提升生产效率,同时达成农田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技术模式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在秦汉时期的北方地区关中平原得到了长足发展。《氾胜之书》涵盖了汉代精耕细作农业的诸多标志性技术成就,提出了溲种法、点种法、区田法等生产方法。

郑玄称氾胜之的贡献在于“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胜之术也”。所谓“土化之法”,即是改良土壤、增加农产的方法,而改良土壤的前提,则是对土壤强弱、肥瘦、厚薄等性质有充分的了解和区分。氾胜之善于观察土壤的状态,判断改良不同土壤的时机。如春天地气通达,则是耕硬地黑垆土的时节,此时多次耕地,以磨平泥块、将土和匀,这就是“强土弱之”法。相应地,在杏花繁盛时则应耕弱土,通过辊压、牛羊踩踏等方法使土质紧实,就是“弱土而强之”法。通过调节土壤结构,农田得以保存空气、留存水养,提供有利于作物根系的良好条件。

“溲种法”是氾胜之在“粪种法”基础上用以改良土壤的重要方法。他认为“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在13种作物栽培中,氾胜之一一列出采用针对性的粪肥配方。关于“溲种”,书中亦列有详细的处理过程:“又取马骨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羊矢各等分,挠,令洞洞如稠粥……至可种时,以余汁溲而种之,则禾稼不蝗虫。”“无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谷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于地中。治种如此,则收常倍。”现代农学家分析指出,马骨、蚕粪和羊粪有利于为禾苗增肥,而剧毒的附子则可以杀灭细菌、防治害虫。雪水相比普通雨水,重水含量少75%,因此更有助于植物生长。

氾胜之发明的“区田法”,则在我国古代农业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区田法”假托伊尹“教民粪种,负水浇稼”之事迹,在三辅地区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区推广,据氾胜之所言,可达“十亩收千石”的丰产效果。尽管这一产量估计存在争议,但其中的先进性至今依然为农学家推崇。实施区田法,首先需要精细整理土地,预先规划农田的数目、面积、功能分区及挖土深度,同时按田亩方寸分配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务求“庶尽地利”。再者,种植区田需要合理播种,疏密有度,按照不同种类作物安排植株区间,以满足各种庄稼通风和光照的需求。同时,“区田法”需要配合精确施肥、适量灌溉、适时田间管理等农作技术。整体而言,“区田法”的农业生产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单户家庭内的劳动力存量,具有高产的前景。尽管相较于当时正在普及的铁犁牛耕并不具有太大优势,但合理利用天时地利配以人和的农业思想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氾胜之道”: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思想

在中国传统“三才论”基础上生发出的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思想,指导着精耕细作农业的运作。而这一模式获得农业丰产的秘诀,则是本着天(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地(农业生产的土地条件)、人(农业生产的主体)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使人的活动与天时相协、与地利相调,从而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正像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总结,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背后,是一套有机主义的自然观。从《夏小正》开“三才统一”的先河,到《礼记·月令》《吕氏春秋》描绘“天—地—人”的宇宙图式,“三才论”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业,不仅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物质循环,而且摆正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氾胜之书》取得的思想成就,离不开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基础。

氾胜之在《耕田》篇中贯彻了顺应天地的精神。他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其中居于前两位的“趣时”与“和土”便为天与地的条件,而其余的“务粪”“泽”“早锄”“早获”则是人利用改造环境做出的努力。这六项原则相互配合,才能为农作物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论及耕田时机的选择,氾胜之时刻注意人的农作活动是否与天、地相应,即便土地瘠薄,只要注意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也能达到高产丰收的目的。判断春耕、夏耕和秋耕的时节,需要根据天气与地气的变化,以便掌握土地温度、湿度等状态。如“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此时耕田,就可事半功倍。同样,在农历五月和六月耕种麦田则可“一当三”、“一当再”,而七月再耕则误农时,效果亦“五不当一”。

在天地自然的约束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农业环境,是《氾胜之书》的中心内容。根据不同作物的习性,氾胜之遴选合适的种植方法与时机,务求每种作物各得其时,得到天地长养。他为作物争取合适的天时,认为九谷种植皆有忌日,“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忌日的天时地气与作物本性相冲突,若强行种植则收成微薄。种黍需要“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强土可种黍”,种麦则“得时无不善。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种稻需“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禾需“三月榆荚时有雨,高地强土可种禾”等等。这些是综合季节、物候、雨水、土质等各种因素确定的经验总结,其中天的因素包括“榆荚时”等物候、“夏至”等节气、“有雨”等天气,地的因素则包括“春冻解”、“高地”、“强土”等等。农民的任务就是顺应天时地利,挑选合适的植株,创造作物茁壮生长的自然条件。

《氾胜之书》中的“治国之道”:资政重本的思想取向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在国家全局中的突出地位不言而喻,因而古代农学家的思想都带有明显的实践指向。我国农史专家石声汉曾言,“以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者,作为国防上人力物力的来源,在我们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农本思想’”,此言精准概括农业思想家资政重本的共性,《氾胜之书》亦无出其外。虽然现存的《氾胜之书》仅为残本,但从其成书背景、书中具体的种植术到书后杂项,无一不渗透着氾胜之对农事与国政紧密联系的认识。氾胜之关于农业生产地位的更多思考已不得而知,但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思想,则在《氾胜之书》中尤为突出。

早在战国时代,农家已经意识到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如《吕氏春秋·上农》中开篇即言“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且将农业生产与社会道德和秩序联系起来,主张通过重农达到“边境安,主位尊”、“公法立,力专一”的统治效果。氾胜之认为“谷帛实天下之命”,一语言中农业生产在国家运转中的关键地位。《氾胜之书·杂项》中提到“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言明粮食问题事关国家存亡;同时,称赞“卫尉前上蚕法”和“今上农事”乃是“忠国忧民”的做法,亦暗言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

氾胜之资政重本的思想取向,与当时西汉拓土战争下的社会状况存在深刻联系。武帝朝长达50余年的对外战争带来了国内深重的粮荒与财政危机,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同时,汉武帝时代灾荒频发,据历史学家整理,西汉共历11次大型水旱灾害,武帝朝占4次,频繁的自然灾害直接降低农业产量,影响战争局势。财政危机与自然灾害严重威胁着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同时战时体制下关中作为汉帝国核心区域的稳定需要,又突显出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氾胜之“督三辅种麦”,正发挥着辅“天下之命”的作用。

《氾胜之书》将维护粮食安全当作重要任务,围绕关中地区粮食生产保障问题提出了三方面解决措施:精耕细作以增加产量,作物种类多元化以备荒年,发展漕运以保障粮食供应。区田法作为氾胜之的主要发明,增加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动员单户家庭的男女劳动力等方法提高农田单位产量。同时,《氾胜之书》中所收录的13种作物中,有不少是为备荒所种,例如稗子“既堪水旱,种无不熟之时……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此外,氾胜之引用吴王夫差开邗沟之例,暗示漕运亦为保障地区粮食安全的方法。瓠子河决后,汉武帝采纳大司农郑当时所言“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而益肥关中之地”,开凿黄河漕运,使关中地区粮食供应又添一重保障。

《氾胜之书》提出了一套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总结了10余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是当时劳动人民的实践智慧与劳动成果的结晶,其中的某些农业技术至今依然具有参考意义和实用价值。《氾胜之书》是中国古代传统农学天地人统一思想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古代“三才论”哲学观点的衍化成果,继承和丰富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既发展了天人和谐的中国传统自然观,亦充分肯定了人作为生产主体的积极作用。《氾胜之书》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和备灾备荒的忧患意识,为适应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翟婧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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