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绵长系兴衰

在古代中国，大运河的修建不仅联通大江南北，实现了多元经济区的有机融合，沟通了经济文化交流，保障了物资供应，而且为国家整合利用各地资源提供了可能，有效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是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作为保障首都物资供应的重要人工水利设施，堪称传统时代的“国之大者”。

开凿运河成霸业

春秋晚期，地处长江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吴国和越国相继崛起，成为诸侯争霸的重要势力。吴国的范围约为今江苏中部、南部及安徽东部，越国主要占据今浙江北部，两国相邻，以钱塘江为界。吴越两国争霸起于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被越王勾践打败，伤重身死，夫差即位。夫差誓复父仇，以大夫伯嚭为太宰，整军备，习战射。夫差继位次年，越王勾践先发制人，兴师攻吴，夫差在夫椒击败勾践，攻破越国都城姑苏，使越降服。其后，吴国又联合晋国打败了楚国，开始谋划北上争霸。

吴王北上与齐、晋争霸，首先需要解决军粮和辎重的运输问题。吴国地处长江下游，河网纵横，交通全靠水路，舟师是吴军的主力。吴国依靠占优势的水师北上争霸，必须有水路保障。然而，长江与淮河之间没有沟通水道，北上伐齐只能绕行海路，由长江出发入海，再渡海入淮，航程长，且海上风浪又大，危险性极高，大大增加了行军的难度。要快速安全地让军队粮草北上，必须开通一条连接江、淮的水路。于是，吴王夫差下令在蜀冈古邗邑之地修建邗城，屯兵储粮，同时利用江淮的自然地势，开凿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运河。这条运河穿邗城而过，故名为邗沟。邗沟建成后，吴王夫差便利用新开凿的运河北上，经过数次战争，终于称霸一方。

与此同时，曾作为吴国人质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在范蠡的辅佐下，暗中整顿，壮大力量。越国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把都城从山麓迁到平原，“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作为立霸业之始；又修建贯通全境南北流向诸河流的人工水道——山阴水道。这条水道东起越国都城，西至曹娥江入海口的练塘村（今上虞联星村），全长20.7公里，加强了冶金基地练塘、粮食基地富中大塘与越国都城的联系。经过10年发展，越国变得富足强大，最终取代吴国，成为春秋五霸的最后一霸。

吴、越两国北上中原成就霸业，依靠水路运粮运兵。邗沟建成后，吴王夫差将行军运兵的损耗降到最低，有效保障了军队的供给和战斗力。山阴水道建成后，越王勾践短时期内盘活了国内资源，实现了国富兵强。吴、越两国为争霸而开凿的两条运河，奠定了中国大运河的基础。西汉晋惠帝时，内史贺循组织当地民众兴修了一条从钱塘江东岸的西兴至会稽城的西兴运河，“凿此以灌田”，当然也利于水运。西兴运河与山阴水道相连，形成了浙东运河的基本骨架，是中国大运河东南始端。邗沟将东西流向的天然河流用南北流向的人工运河连接起来，使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两大经济区连为一体，大运河的基本走向由此形成。

兴修漕运通南北

随着秦朝建立大一统王朝，漕运成为王朝治理至关重要的部分。民以食为天，粮食关乎国运民生。秦始皇执政时期，曾通过横贯中原的黄河和渭水，从关中和山东调运漕粮到京师及周边地区，“转海濒之粟，致于西河”。至汉，漕运路线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成为漕粮的中心，如贾谊言，“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南边为奉地”。东汉永初年间（公元107—113年），江北诸多州郡大饥，朝廷调运长江中游和下游南部郡县的稻米，通过古邗沟水道运至灾区。

北魏早期定都平城，位置偏北，易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威胁，气候干旱，粮食产量有限，不能保证需求。孝文帝即位后，为加强北魏对中原的统治，迁都洛阳。他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孝文帝谋划通运四方，希望从洛阳的洪池开凿一条水道，不仅运送漕粮至洛，而且为南伐萧齐打通道路。但赍志没地，长怀无已，孝文帝此志未及实现便英年早逝。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为解决关中的粮食供应问题，维护政权稳定，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朝兴修了从大兴城到潼关的广通渠，引入渭水。隋文帝自登基之初就想开凿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灭后梁，与南朝陈划江而治。为了进一步统一江南，隋文帝派军在邗沟之东新开一条“山阳渎”，使精锐之师隐蔽其中，伺机攻陈。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终于灭陈，结束了东晋以来长达270多年的长期分裂局面，南北重新归于一统。

但是隋文帝想要开通一条利在千秋的运河的筹划直到隋炀帝杨广在位时方真正实现。杨广即位后，为了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决定将都城由大兴城迁到洛阳，同时修建运河，从公元605年至610年，用将近6年时间，动用数百万民工，修建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的大运河。隋炀帝开通的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实现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融合。

隋朝灭亡后，唐朝完成全国统一，成就盛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运河带来的红利。唐朝诗人皮日休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与大禹治水并功，“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明朝经济名臣邱濬称赞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以通天下漕，虽一时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后，赖以通济”。隋朝大运河对后世王朝统治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大运河的贯通成为关系京师稳定和江山社稷安危的重要因素。安史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经济遭受重创，朝廷对江淮漕米的依赖更甚。宋朝视汴河为“建国之本”，王朝命脉所系，汴河把黄河和长江联系起来，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进开封。《清明上河图》的中段描绘了运载东南粮米的漕船通过汴河桥涵的忙碌情景，所表现的就是汴河漕运带来的城市经济繁荣。南宋高宗为了防止金兵以舟船运兵进逼，下诏毁坏所管辖境内的汴渠水道。南北水运遂告断绝。宋金划淮为界后，通济渠不再通航，后逐渐湮废。

运道畅达启盛世

元朝定都大都，政治中心北移。元初，北宋时十分繁荣的汴河已淤塞，永济渠只有部分河段通航。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朝廷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治和开发，由科学家郭守敬和水利专家马之贞主持，开会通河，以疏运道。会通河自须城安山西南起，与济州河相接，分梁山泊水源北流，经寿张（今山东梁山西北）和东昌（今聊城），北至临清入御河（即永济渠旧道），东北行至天津，再接通州运粮河（即北运河）。会通河并不算长，只有250多里，但是所过之处地形极其复杂，且水源不足，对工程技术要求非常高，其控制水位的水闸比大运河其他河段都要多，故有“闸河”之称。在郭守敬的主持下，通惠河也开通了。通惠河引白浮山泉为水源，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等河流再由西向东入大都城，之后向南经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至通州注入白河，接入通州运粮河，总长164里。通惠河完工之后，漕粮可从通州一直利用水运至大都，至此南北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公元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率军北上与蒙古军队作战，利用元朝的运河为河南、山西的前线军队运输粮草，有效保障了军队补给。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除了京城官民，京师和长城沿线驻扎的军队，也需要大量粮食供应。但在明朝，黄河水患频仍，经常夺淮入海。为了保障漕运畅通，将江南数百万石粮食安全运抵北京，治黄保运，成为明朝国家大政。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淤塞运河100多里，会通河段已被泥沙填平。朝廷于次年征用民工9万余人，历时8个月，针对旧河段地高水少的问题，绕过洪水区，开挖了“南阳新河”，使山东运河南段避开了黄河决口的侵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黄河决于单县，冲毁运河堤坝200余里，大水滞于微山湖一带不得泄，运河航运几近中断。明朝廷从微山湖以东的韩庄开渠40里，由彭河水道入泇河，以泄微山湖、昭阳诸湖积水。这段新开的运河史称“泇河新道”。泇河的开通，使山东运河避开了黄河的侵害，改变了黄河泛滥则运道不畅的局面，同时大大缩短了山东运河的航程。经过明朝上百年的经营，运河路线大体形成。

清朝的统治者同样十分重视大运河的整治和漕运制度的完善。康熙帝不仅将治河列入国家亟须解决的三件要务之一，书于宫中柱上，而且多次南巡，视察河工。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二月，康熙第三次南巡，亲乘小舟，不避水险，各处周览，还登上堤岸，测量地势水位，令河道总督于成龙绘出河图，提出“深浚河身”，加高两岸堤坝，使河水湍急，带泥沙入海，解决黄水倒灌和淤垫问题。经康、雍、乾三朝治理，大运河的漕运能力达到了全盛，与之相应的是康乾盛世的到来。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六月十九日，黄河在今兰考县铜瓦厢决口，二十日全河夺溜，漫水泛滥至山东张秋镇，冲塞运河，夺大清河河道至山东利津县注入渤海，大运河由于黄河改道的影响而淤塞断航。此时清朝内忧外患，已无力堵口。对于疏通运河，朝中重臣意见不一，或主堵复故道，或主顺流改行山东。争论了30年，新河道早已形成了，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朝廷方决定在新河道两岸修建大堤。此时，大运河的漕运已逐渐被铁路和海运取代，大运河也就由漕运主干线沦为了区域性河道。

大运河自建设之初，就具有连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实现国家统一的功用。春秋吴国开凿邗沟和越国开凿山阴水道，为结束诸国争霸、实现秦朝统一奠定了基础。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创建，大运河由南向北伸展，为历代王朝政治稳定提供了经济保障，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在历史上，大运河的兴衰与国家政治局面密切相关。凡是大运河南北畅通、管理有序之时，往往是国家实现大一统、政局稳定、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时期；而运河淤塞或中断，则常常伴随政治分裂与社会动荡。因此，在古代中国，大运河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兴衰，是国家统一与稳定的晴雨表。

（作者简介：张安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