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谢觉哉的思想淬炼之旅

谢觉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长征四老”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曾任首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同志的思想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最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研究他的思想，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思想转变历程，对当代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着重大意义。

从传统文人的救世济民思想向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转变（1901—1911）

新学启蒙，立志救国。谢觉哉1884年出生于湖南宁乡较偏僻的堆资山村，其父谢恢前同情贫苦乡民，颇具正义感。母亲出生穷苦人家，勤俭良善。良好的家教，从小便潜移默化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幼年的谢觉哉在家庭的引导下，四岁从师，至十一岁已熟读四书五经。十七八岁时入当地较为知名的私塾小金陀馆学习，系统习阅《资治通鉴》、《海国图志》等史书和名著。主教李藕苏先生传统知识丰富、思想较为开明，使得谢觉哉的视野和思维日益开阔。但是其对新学接触较少，对《天演论》等进步思想一无所知。囿于地理位置偏于一隅等客观条件，此时他的思想还属于封建传统文人范畴。在《撤武论》中，他建议清政府加强武备，切不可误以为“和议已成，化干戈以玉帛，无庸急讲武以生疑于邻”，否则无法在与列国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原强》一文中，对资产阶级维新派“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不以为然，而较为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随着学习的进步，很快在《问议院立制以何国为最善》中转变了思想，认为国家欲富强需要学习西方的议会制度。

当时的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撬开国门，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为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打着新政改革的旗帜却依旧裹足不前。主权沦丧、民族受辱、文明扫地。这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是莫大的打击。破碎的山河，遍地的贫苦，腐朽的王朝，催动着怀有拳拳爱国之心的中华儿女，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苦苦思索。

谢觉哉对许多传统制度嗤之以鼻，对科举制度尤甚。1899年受父命参加科举考试，因搜身而觉受辱，从此对科举考试十分厌恶。1905年，依然受制于“宗族称孝，乡党称悌”的传统思想，再次应试，成为最末一科秀才。在1904年写就的《中国欲兴人才宜除积弊说》中，他批评科举考试“真伪庸”，无法为国选材，只会“长侥幸之习”。获得所谓功名后，作“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两三月打恭作揖，赚来几串现钱”的对联以讽刺前来恭贺的趋炎附势之人。这一阶段的谢觉哉，虽然认识到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一些传统制度存在种种弊端，但是思想尚未突破传统文人范畴，对封建统治并未完全丧失信心。

悲天悯人，民主萌芽。传统观念中，科举及第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跃迁。考取秀才后的谢觉哉并未滑向地主豪绅之流，而是在朴素正义感的驱动下，不改为民解忧的本心，并在目睹社会现实后，产生了反抗封建官僚体制的意识。导火索源于他的亲身经历：一是1906年发生的公审盗贼案，使他看清了封建制度下大地主大豪绅的贪婪和残忍，“为民捍患弭灾”的期待终究不能依靠吃人的封建制度。从此，他不再参与任何地主豪绅举办的活动，与封建恶霸势力彻底决裂；二是1907年怀着学习岳父何秋岩“长为乡间除疾苦”的济世理想，弃教从医。两年间，目睹因贫穷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穷苦百姓双目失明甚至死去的人间悲剧。内心痛惜之余，他意识到“社会的病大于人体自身的病”，思考基层民众困顿的社会原因；三是1910年，他初到传播新学的安化县培婴学校任教，长沙发生饥民抢米事件。在周遭大多数同事站在维护旧秩序的立场上，并对此表示指责时，他认真考察起因和过程，对时局进行独立分析和思考，认为饥民抢米是封建统治者过度压迫劳动人民的结果，是“官逼民反”而非“抢劫”。此时，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逐渐认识到依靠封建守旧的清政府无法带领民族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更无法御列强于国门之外，变革势在必行。他开始同情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由传统文人的救世济民思想转向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

从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向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转变（1911—1921）

求学长沙，革新思想。1911年，谢觉哉走出偏居一隅的山村，前往省会长沙求学。彼时的长沙城，在部分先进人士的影响下，成为国内革命思想活跃、革命势力发展较快的地区。他考入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以此作为学习新学的跳板，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在学习进步知识的同时，积极参与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5月参与声援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集会，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当长沙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宣布“独立”时，他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壬子录》等作品中，批判反动军阀袁世凯、黎元洪的虚伪面目。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朴素的反封建的文人逐步向革命的新文化战士转变”，开始明确反对君主专制，批判旧军阀旧官僚，赞同民主共和，只是“对时局愤慨，喜接受新思潮”却“并无党派关系”。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窃取后，谢觉哉和众多有志之士一样感到迷茫。1913年夏，好友姜梦周写信邀请他去云山学校任教，十年时间，他同姜梦周、王凌波等进步教师一起，推动学校教育改革，倡导新学，宣传革命思想。将救国救民之志寄托于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和奉献精神。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他不顾湖南军阀政府封锁消息的态度，在国耻纪念大会上向师生讲述中日交涉情况。后听闻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他与王凌波等带领师生积极响应省学联组织的抗议活动。不仅在国难当头时呼吁“收回青岛主权”，而且在学校内部反对封建守旧，宣扬民主思想。云山学校在重压之下取消祭孔祭刘仪式，他亲手将校训改为具有新理念的“务勤崇朴尽忠尚公”。谢觉哉为扩大师生视野，紧跟社会新思想、新文化、新动态，订购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湘江评论》等，促进了革命理念的传播。他也意识到仅靠教育难以改变积贫积弱的时局，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也无法适应中国求变的目的和艰难的现状，需要唤醒并动员广大民众的爱国精神，调动民众参与社会变革进程，使国民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人。五四运动，成为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分水岭。

深刻反省、自求进步是谢觉哉自身鲜明的性格特点，毛泽东、何叔衡等爱国进步人士是他人生之路的重要明灯。1920年，湖南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取得胜利。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何叔衡多次写信给好友谢觉哉，邀他担任《湖南通俗报》主编。这成为他思想转变的重要转折点。他在编辑会议上结识毛泽东，在如何办好报纸的讨论上，毛泽东指出，报纸的态度要明确，文字要为一般群众所易懂，根据事实说话，少谈空洞的大道理。这些观点深刻影响着谢觉哉，也让他对久闻而初得见的这位青年由衷地钦佩。为了办好报纸，谢觉哉经常深入社会调查各阶层群众的实际生活，研究社会现实，揭露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重视民权，动员群众。此时的谢觉哉已突破传统文人的思想局限，转向革命民主主义，并且继续探索其他更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思想。

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1921—1925）

追求进步，寻觅真理。1921年初，经毛泽东、何叔衡推荐，谢觉哉加入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1918年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早期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方向，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革命进步团体之一。谢觉哉从会员交流中得知，在新民学会年会上大家对选择何种方法改造中国进行了激烈辩论。由于初入学会不久，对西方社会思想缺乏系统认知，他尚未能对此作出回答，但认为“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开启了探索救国新主义的新征程。

谢觉哉在初步了解西方社会思潮后，对无政府主义颇为欣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尚缺乏科学深入的认知。对于蔡和森提出的学习俄国走暴力革命道路，他认为“其议论诙奇可畏”，赞成无政府主义的“调和”理念。1921年10月陆续听邓中夏、毛泽东的演讲，开始对共产主义有了新的认知。尤其在邓中夏《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演讲之后，他认真比较了两种主义的不同点，对马克思主义投以更多的目光。这一阶段，谢觉哉开始用辩证思维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可能才是适合中国的真主义。

1922年夏，守旧派企图停办云山学校，并采取威逼利诱等卑劣手段对付持反对意见的谢觉哉、王凌波等人。而谢觉哉等人不畏强权、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县政府和守旧派校长李翰庵以失败告终。这次斗争实践，不仅锻炼了他的心智，由思想文化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而且坚定了他的革命决心。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谢觉哉认为在艰难的现实面前，需要“新之势力集中一点——夺取政权”，并论述了如何夺取政权的想法。此时的谢觉哉，已放弃无政府主义温和迁就的观点，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观点，“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4年正在宁乡甲种师范教书的谢觉哉听闻国共合作和新三民主义的消息，感到十分振奋。积极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教材，教普通民众识字，宣传十月革命的经验精神，介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实践方面，揭发团防局长杨致泽的恶劣行径，倡导抵制日货，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人暴行，号召“打倒国际帝国侵略主义”，在实践中进行革命斗争。

1925年，谢觉哉赴共产党创办的湘江学校任教师。在新的环境影响下，在主动对比抉择后，他深刻认识到无论是封建军阀、官僚，还是各种改良主张，均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只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能拯救中国于水火。不久，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家书中，他写道“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从此，中国共产党多了一位不怕艰难、不畏牺牲、永不叛党、为民服务、为国辛劳的钢铁战士。

“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纵观谢觉哉同志青少年时代，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经历了寻找、理解、比较和抉择的过程。这与中华民族近代探索救亡图存的过程十分相似。相较于一时兴起，历经斗争比较后的信仰更加冷静且坚定。谢觉哉的一生正如好友在延安所赠诗句：“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描述一般，乐为“焦官”（不拿报酬的官）多做事，甘作公仆心即安。

谢觉哉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1925年以后）

大革命失败后谢觉哉随组织转入地下工作，这段时期他学习了《列宁主义十二讲》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对人民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知，并参与苏维埃政府多项法律制度条例的起草，为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谢觉哉参与领导了时任中央政府开展的县乡民主选举，并进入陕甘宁边区法制委员会。1937年，谢觉哉出任中央西北办事处的司法部长，组织成立了首个司法研究学会，主持起草了多项法规条例，推动了新民主主义司法建设工作，为党的司法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1940年，谢觉哉出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参议会组建之后，当选副议长。谢觉哉为党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工作付出了大量精力，相继发表了多篇理论文章，对“三三制”政权的形式、内容以及作用等进行阐述，为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了解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获得党内和边区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过程当中，谢觉哉认识到法律应当执掌在人民手中，政权必须具备彻底的人民性质，才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945年以后，谢觉哉法律思想日益成熟。抗战结束后至新中国成立前，谢觉哉主要负责领导“宪法研究会”以及后来的“法律研究委员会”，并组织相关专家从事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和各项部门法草案的制定等立法活动，还主导了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废旧立新的法律运动。1959年以后，在不断的法律实践中，谢觉哉法律思想进一步完善。他指导全国司法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完善工作，对司法工作进行了大量思考，使其法律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

谢觉哉的法律思想有着重要的时代贡献。总结其留下来的法律思想遗产，结合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具体国情，借鉴发掘其中的精华，有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体系，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添砖加瓦。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先行者，往往具备某种品质——未敢忘忧国。家国天下、济世救民的情怀就是他们坚韧不拔、勤学善思的动力之源。只有走出“小我”的人，才能被人民铭记，被时代铭记。广大青年，应当学习谢觉哉同志一生为国为民的情怀，不畏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始终以饱满的精神服务人民的初心本色。在思想上求进步，在行动上求发展，用一生之力续写青春赞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