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往事越千年

河道运输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可以节省人力畜力，经济便捷，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的重视。隋代自大运河开凿以来，南北经济联系显著增强。元代以后，大运河作为南北经济的大动脉、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对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促进周边城乡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隋唐运河与经济整合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是南北水利开发经验的历史性总结，也是加强大一统国家经济交流的现实需求。隋都长安位于关中平原，是古代农业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但自隋朝建立以后，关中“地少人众，衣食不给”，物产已经很难维持都城的需要，特别是遇到灾害严重的年景，隋文帝不得不率百官到洛阳就食，因此被嘲讽为“逐粮天子”。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朝，统一中国，与南方联系更为紧密。当时，江南的经济水平已明显超过关中地区。《宋书》记载，江南水乡土地肥沃，作物丰茂，人民勤劳耕作，一年丰收能保障好几年都不闹饥荒，尤其靠海傍湖的会稽，良田几十万亩，远胜关中鄠、杜之间的沃土。吴楚之地最富庶的荆、扬二州，鱼、盐和木材销售四方，丝绵布帛多产，可以供全国之用。江南的富足可见一斑。

通过漕运的方式把南方丰富的物产供给北方政治军事中心，是隋代的重要国策。大运河永济渠段就是为了运输军粮、兵甲至幽州以备辽东之战而开凿的。隋炀帝修成大运河的同时，还在运河两岸修筑了整齐的御道，形成了水陆兼备的交通网络。当时，以黎阳、洛阳为中转站，运河将南方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江南运至关中以及东北重镇幽州等地。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准备征伐辽东，二月从江都出发，四月就到了幽州的行宫临朔宫，七月又征用船只运黎阳（今河南浚县西南）及洛口（今河南巩义市东南）诸仓的米到幽州做军需。运粮船连绵相接，场面十分壮观。庞大的军备漕运使隋末幽州城内“伐辽器仗、仓粟盈积”，临朔宫“多珍产”，引来周边各路势力掳掠，守城驻军苦于应付。

到了唐代，大运河继续为南北物资的运输发挥巨大作用。武则天时期，凤阁舍人崔融在《谏税关市疏》中就提到了当时运河系统“旁通蜀汉，前指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千万艘大船巨舰贸易往还，旦昧不绝。唐人杜佑在《通典》中也说：“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来往不绝。”为了展示漕运的巨大成果，唐玄宗开元年间，水陆运使韦坚在长安城东开凿广运潭，汇集二三百只船，满载来自江淮、吴越、南海数十郡的特产，其中包括广陵的锦、铜器、镜、海味，京口的绫衫，会稽的罗、绫、纱，南海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的瓷器、酒器、茶器，宣城的纸、笔、空青石、药材，始安郡的蕉葛、翡翠，吴郡的大米、绫罗等各种地方珍奇。船只连绵数里，引来人山人海，长安百姓对如此庞大的船队和新奇的物产惊叹不已。

唐代大运河同样为朝廷在北方军事力量的巩固提供了重要保障。武则天为讨伐突厥、契丹，征调江淮数州船只几千艘运送百余万斛军粮到幽州。安史之乱时，清河因堆积了大量江淮军需物资，被称为“天下北库”，其中包括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缗、粮30余万斛、甲兵50余万套等，数量惊人。正因军需充足，清河人李萼才请颜真卿凭此抵御叛军。

五代因割据和战乱，大运河的漕运功能被大大削弱，仅以汴州为中心的运河段继续发挥作用，成为五代政权赖以维系的重要因素。后周世宗为运河的复苏作出重要贡献，为北宋开国奠定了基础。宋太祖平定江南各地后，着手将江淮的运河与首都开封连接起来。流淌千年的汴河，东西横贯开封城，沟通江淮，成为大运河的主干，造就了汴梁盛景，可谓“一城宋韵半城水”。

元代运河与城市商业

到了元代，统治者定鼎大都。这里聚集了数量庞大的皇族、官僚机构及拱卫的军队，对粮食等物资需求量极大，而这些物资大多需要从遥远的江南输送。大臣伯颜因此建议道：“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然而自隋唐以来连年战乱，大运河湮塞日久，已不能构成完整的交通网。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开挖济河，到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通惠河开通，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的格局正式形成，漕粮可以从水路直达京师，为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提供了重要支撑。

元代大运河首先要满足元大都的物资供应需求。为保障漕船运行，朝廷只容许小载量的民间商船航行，但依然有权势之家或大商贾用大船通过运河私运商货牟利。由于运河山东段水源不足，大运河并不能完全满足大都漕粮的需求，因此，在当时依然采用海运兼以河运的方式运送物资。具体的运输路线是海漕至直沽（天津），而后转为河运，溯运河而上至通州，沿途的杨村、河西务、李二寺和通州都设立仓储接收漕粮，以备转运大都之需。

通惠河的修成，让漕船和商船从通州可以直达大都城内。作为停泊处的积水潭一带成为大都城最为繁华的商贸场所。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说“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也记述了元大都城经济的繁荣：“应知汗八里城（即元大都城）内外人户繁多。”“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

通过运河，元代形成了沟通全国的经济网络。元人李洧孙《大都赋）称颂说：“转粟南州，扬帆北海。远达朝鲜，旁沂辽水。”全国各地的物产通过运河辗转贩运，扬州商贩大量贩运南方的茶叶和盐到北方售卖。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宰相后，就在通州开酒馆糟坊，还在江南贩卖盐等特产，获利甚巨。当时，像他这样的蒙古权要依靠运河商贸牟利的，为数不少。

随着贸易交流日趋频繁，在北方如直沽、德州、临清、济宁等地，沿着运河沿线相继兴起了一批商贸城镇。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及元大都城周围的新兴城镇：“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而南方的运河沿线贸易也非常活跃。在马可•波罗笔下，运河枢纽城市杭州是“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城内有10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运河岸边有庞大的用巨石建成的货栈，存放着印度或其他国家的商人们带来的货物。这些外国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就近到市场上交易。当时，一星期中有三天是交易的日子，每一个市场约有4万到5万人出入。通过这些描述，可以想见当时运河沿线城市商业之兴盛。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经济规模的扩大，沿线城市的经济也越来越发达。

明清运河与物产交流

由于诸多原因，明清时期禁海运、转河运，朝廷更加依赖大运河的运输功能及其带来的经济效应，使得大运河发挥的效能远超前代。明朝人陈邦瞻曾说：“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之人之力以为我朝用。”

明代大运河的繁荣，始于成祖迁都北京。营建北京城的物料大多取自全国各地，重开运河势在必行。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朝廷疏浚会通河，各地运载物料的货船，接踵而至。营建物料数量最多者为烧造的城砖、券砖、细料方砖(金砖)、筒板瓦及琉璃构件，样式数十种。这些物料的烧办地域涉及山东、河南、江苏、江西等地，故必须经大运河船载运送至京师。而在各类物料中，大型皇木的采集与运输最为艰难，要从四川、湖广、贵州等地深山中砍伐，采得的木材编组成筏，沿各地江河而行，最后汇入大运河，始达京师，分贮于神木厂、大木厂、台基厂等处，以供造作。

雄伟的都城建成后，相应的粮食和军备供应也必不可少，明清朝廷均认为“漕运为国家命脉攸关”。虽然大运河主要是为了漕粮运输，保障京城供给，但不乏漕运兵丁利用职务之便，贩鬻货物的乱象发生。除了漕船运输的商品，清代“南省各项商贾货船运京售卖，俱由运河经行”。这些在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实现了南北物产的频繁交流。

在物产交流中，相较而言，从南方运至北方的物品种类更为繁多，特别是农作物这一品类。在明代，很多美洲的农作物如辣椒、玉米、南瓜等传入东南沿海和西南等地，随着漕运一路向北，在运河沿线传播开来。烟草在明末传入中国，依托大运河带来的运输便利，很多烟草种植户和从事烟草经营的商户获利丰厚，导致烟草种植和经营逐渐北移，在山东等地也出现了大量烟草种植户和商户。西瓜据称是由契丹传入中原地区，明代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浙等地都在广泛种植。由于专业化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北方地区开始大批量种植枣、梨、柿、桃、李等各类水果，逐渐形成专业的果园种植产业，深度加工后销往各地。

除此之外，运河经济规模的扩大还促进了沿线城市手工业制造的产业化，形成了著名的产业加工地。纺织品是南北货物交易中的重要物品。在明代，华北所产的棉花被大量运销至江南，江南加工的棉布和丝织品则运销至华北，由此，江南成为重要的纺织品加工中心。福建和浙江的茶叶种类多、品质佳，是当时重要的贡品，也随着运河行销至北方。竹木是输入北方地区较多的建材原料，竹木制作的各种器物在北方城市也很有市场，比如纸、笔等用具。由于这些文化用品在北方深受欢迎，久而久之在南方地区也就相应形成了著名的文化用品制造产业，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历史上，大运河作为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大动脉之一，为南北经济交流和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由于运河管理和利用的驰坏、新兴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的采用使得大运河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如今，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迎来难得的新发展机遇。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方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将极大推动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助力人民生活品质的进一步提升。

（作者简介：许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