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与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2）

二、中国增长模式的碳成本

（一）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碳成本

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国家之一，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虽然有人说我们的城镇化减速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的特点，就是依赖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的支撑。

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碳排放也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国际市场需要大量的我国产品，我国的出口可以说是指数级增长，经济增长被快速拉动的同时伴随着高排放。其中，以煤炭能源为基础支撑的工业化进程，势必伴随着高排放的压力。

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碳排放？我们可以通过学术上的KAYA模型分解碳排放，厘清其与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通过分解，我们发现，经济规模的高速增长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其中，在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中，高耗能产业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如生产基础设施所需的钢筋、水泥等。这些行业支撑了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但也形成了最主要的碳成本，因此，这些产业也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工业化碳成本下降的关键在于新能源，我国新能源成本的下降速度还是较快的，2010年以来，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和电池存储的成本显著下降。如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趋势得以继续，根据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模型预测，2030年，中国62%的电力来自非化石能源，在这种情景下，电力成本将降低11％，从目前73.52美元/ MWh降低到65.08美元/ MWh。电力部门排放量将比2015年减少22％，如果将碳总量降低50％，中国可以将2015年电力部门排放量削减一半。届时，我国将形成一个比较干净、比较有效率、成本比较低的发展模式。

（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成本

在全球碳排放进程中，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全球城市地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比例为75%左右，我国城市地区占比为80%左右。城市内部有很多碳排放源，如商业、工业设施以及住房等，都会排放很多二氧化碳。同时，城市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上游有各种物质、人员、电力输入，需要耗能；下游如垃圾处理、废水处理、货物运输等，也需要耗能。总而言之，城市是一个巨系统，其中耗能的单元有很多，所以很多专家认为城市应该是实现碳中和的最重要的地方。

城市要怎么为碳中和作贡献？是否城市越大，其碳成本就越高？对此，我们展开了低碳城市试点，以研究低碳试点城市的规模对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我们发现，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在下降的。也就是说，大城市的碳效率相对更高。这些试点城市的规模与人均碳排放的强度关系也表明，大城市的人均排放是最低的，其碳效率比很多中小城市都要高。究其原因，应该是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提高了碳效率。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城市群建设能够在减碳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一是结构整体优化，主要是市场规模效应，要素资源和商品得到充分自由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创新能力提升，主要是企业创新研发，推进低碳技术应用，产生持续且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三是区域协同治理，主要是密切城市间关系，强化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带动区域间生态环保协作。尽管不同城市群的绝对排放量存在明显差异，但都表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阶段性特征。简言之，城市群加强了碳排放治理能力，提高了经济效率，延展了规模经济的可能性，促使碳成本下降。

目前，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因，我们各行各业的化石能源排放强度显著减少。但是，根据碳达峰年限进行推断，提前达峰虽然有利于控制排放总量，但其经济代价也不小。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提前达峰、选择什么时候达峰，本质上是一个平衡发展的战略问题。此外，空间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每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都不同，各自碳达峰的时间也就各有差异，所以我们也不能“一刀切”，目的只要是最终实现全国碳达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