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洲：读《史记》，悟人生：性格与命运（2）

二、司马迁的性格与命运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在汉武帝时期曾任太史令。司马谈有一部著作叫《论六家要旨》。这部书不仅首次梳理概括了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术流派，还对它们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与论述。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之后，他便着手著史。司马迁写《史记》几乎耗尽了毕生心血。为什么这样说？正当司马迁全神贯注写书的时候，他卷入了一场祸事。汉武帝有一次派他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李陵押运辎重。李陵率领五千步卒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得不到主力部队的支援，弹尽粮绝，最终战败投降。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万分震怒，并向司马迁征询意见。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司马迁认为，李陵很会用兵，这次深入虎穴，虽然战败投降，会不会另有隐情。没想到，汉武帝在听了司马迁的意见后，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在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李陵游说，于是将司马迁定罪入狱，处以腐刑。在古代，腐刑是极度受辱的刑罚。当时，如果司马迁不想受辱，是可以慷慨赴死的。但是，司马迁想到《史记》还没有写完，于是他忍辱接受了刑罚。腐刑摧残了司马迁的内心。他在《报任安书》中写到，“最下腐刑极矣”，“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可见，司马迁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史记》包含着司马迁的抱负和精神寄托。也正是这个原因，《史记》才会对后世有非凡的影响力。

《史记·蒙恬列传》主要记述了蒙恬和他弟弟蒙毅的生平事迹。蒙恬是秦朝的著名军事将领，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蒙恬北逐戎狄、修筑长城、威震匈奴。但是，秦始皇驾崩后，赵高趁机捏造罪名，毁谤蒙氏兄弟，将他们处死。蒙恬在接到所谓的遗诏之后叹息说，“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处死我呢？良久，蒙恬又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巉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这句的意思是，我蒙恬也确实有该死之罪，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蔓延万余里，为了修长城，难免破坏了地脉风水，这是我蒙恬犯的死罪。

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对蒙恬有一个评论：蒙恬为秦朝修建长城的工程太大了，让老百姓付出了惨痛代价。当秦朝刚统一天下的时候，人心未定，这时国家应该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蒙恬作为一代名将，不知道向秦始皇谏言，却秉承秦始皇的旨意修长城。就冲这一条，蒙恬就是该死。这跟修长城破坏了地脉风水有什么关系？可以看到，司马迁对蒙恬的评论，充分体现了他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对历史上能忍辱负重的人非常钦佩。《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述了伍子胥忍辱负重的事情。伍子胥是春秋末期的著名军事家，楚国人。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因楚平王怀疑太子作乱，于是迁怒于伍子胥之父伍奢和兄长伍尚，将他们骗到郢都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往吴国。伍子胥到吴国后受到阖闾重用，发兵击败楚国，破楚首都郢。伍子胥在受难时，没有选择一死了之，他认为人如果就这么死了，与蝼蚁之死没有区别。他要做的是“弃小义，雪大耻”。所以，司马迁评论说，“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这是司马迁对伍子胥的理解与歌颂，并称伍子胥为“烈丈夫”。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是非常精彩的文章，记述了廉颇、蔺相如的事情。司马迁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评论，“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句的意思是，知道将死而不害怕，必定是很有勇气，死并非是难事，而怎样对待死才是难事。当蔺相如手举宝璧斜视庭柱，以及呵斥秦王侍从的时候，就面前形势来说，最多不过是被杀，然而一般士人往往因为胆小懦弱而不敢如此表现。蔺相如鼓起他的勇气，压倒了对方的士气。后来，蔺相如又对廉颇谦逊退让，这使得他的声誉比泰山还重，他在处事中展现出了智慧和勇气。

我们再看《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季布原来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勇将，曾在战场上几次与刘邦作战，并让刘邦陷入困苦境地。后来，项羽被刘邦击败自刎后，刘邦以千金悬赏捉拿季布。季布为了躲避追杀，改名换姓，流落民间，做了别人的奴仆。经过忍辱负重，季布被朝廷赦免了，并且重新授予了官职。当时人们都称赞季布能伸能屈。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借答复好友任安之机，为抒发长期郁积于胸之愤懑，及表达其为完成《史记》而隐忍求生之顽强意志而作，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并表现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