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长云：《国语》的史料价值及历史教育意义（2）

对于夏代历史，《国语》虽记载不多却极其珍贵。如书中提到大禹治水，《国语·郑语》称，“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国语·周语下》更是指出由于禹成功治理洪水，“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关于禹治洪水的记载，并首次将禹与夏王朝建立直接关联。同时，《国语·周语下》还详细阐述了禹采用“高高下下，疏川导滞”的方法治理水患，这应是关于夏代历史最原始且可信的记载。

至于商代历史，《国语》虽然涉及不多，但记载却十分可靠。其中提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国语·周语下》），这里的玄王即指商族始祖契，自契至商汤正好十四代；帝甲又称作祖甲，自祖甲至商纣王帝辛，也恰好历经七代，这些都与史实相符。此外，《国语·楚语上》记载了商王武丁默默思考治国之道，最终寻得贤臣傅说辅佐的生动故事，此亦符合商代历史的实际状况。

三、《国语》的历史教育意义

《国语》实质上是一部汇集了先贤士大夫对时政和伦理道德深入探讨的言论总集，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教育人们如何治国理政及修身齐家的角色，如《国语·楚语》中记载楚国大夫申叔时对楚太子师傅的建议，“教之（指楚太子）《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这表明，在春秋时期，《语》已然被政治家们作为教材，用于教育下一代理解和传承先世的政治智慧与民本理念。

《国语》中所载的治国理政原则及为人处世之道，虽然多为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礼仪制度和伦理主张，其初衷在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社会秩序，但通过批判性继承，剔除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封建糟粕后，大部分内容仍可为我们当前的思想建设与国家治理提供借鉴。以下是一些核心要点：

一是“保民”“恤民”以及丰富民众财用的理念。《国语》开篇即强调“保民”的重要性，祭公谏穆王勿征伐犬戎时指出：“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这些论述反复围绕“民”字展开，倡导减少武力征服，将更多精力放在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发展方面。

二是对农业的高度关注。《国语》提倡“民之大事在农”，要求国君每年春初都要参加亲耕籍田仪式，体现出“唯农是务”的政策导向。书中记录虢文公劝阻周宣王放弃参加藉田仪式的事件，认为此举会导致“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甚至将周王朝走向衰败的千亩之战的失败归因于宣王不再亲耕，足见《国语》对于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

三是主张倾听民意，接纳民众的意见。《国语·周语》中有邵公劝谏厉王压制舆论的篇章，指出厉王因其暴虐行为而招致国民非议，邵公警告他：“民不堪命矣！”然而厉王反而指派卫巫监视批评者，“以告，则杀之”，导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恐怖局面。邵公再次警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然而厉王并未采纳忠告，最终三年后爆发民众暴动，将其逐出京都彘地。

四是对残害民众的暴君污吏进行严厉谴责。例如，对建造章华台的楚灵王，《国语》借楚国贤大夫伍举之口，批评他滥用民力自肥，只会造成“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的局面，预示着楚国将陷入危机；又揭露楚令尹子常贪婪无度，如同饥饿的豺狼只知道聚敛财富，这种积怨日深的行为必然导致亡国之祸。值得注意的是，《国语》在最后都揭示了这些暴君污吏悲惨的结局：楚灵王死于楚国内乱，子常则因吴楚战争失利逃亡国外。

总之，《国语》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经典之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学、哲学、教育等价值，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作用。学习和研究《国语》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也能够为现代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国语》作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这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推动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