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俭：破解“大的难处” 成就“大的样子”——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2）

二、大党独有难题的基本类型和表现形式

大党独有难题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特征紧密相关。科学应对大党独有难题将增强党的战斗力，更好承担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反之则将陷入运行不畅、功能衰退的困境，甚至威胁党的执政地位。苏联共产党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未能妥善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前车之鉴。规模之大、权能之大以及理论之先进，使得大党独有难题需要立足多元视角予以把握，具体可以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党内管理难题、治理效能难题和思想引领难题。

第一，党内管理难题。党内管理难题涉及如何管党治党的基本命题。尽管错综复杂，但该难题的核心在于必须维持“名”与“实”的有机统一。从应用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其最高政治理想的“使命型政党”，以社会革命作为行动纲领，全体党员和各级机构应当坚定信仰，将党的基本原则、方针、路线、政策、要求落实到工作生活实践。但在实践层面，规模之大使得党的建设产生了经济学中的组织规模负效率现象。随着党内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党对于单一机构和个体的管理能力存在弱化迹象，情况掌握、政策执行、党务管理、追责监督的难度也日渐加大，同时漫长的层级链条更加剧了组织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为下级机构和成员的行动自主性提供了空间。因此，如何确保应然与实然的一致性，防止“名实分离”，构成了党建的中心议题。

从表现形式上看，“名实分离”同时存在于个体和机构层面。个体层面的“名实分离”主要表现为，党员存在将个人利益替代公共利益的“目标替代”风险，违背组织原则和规章制度，消解了公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具体言之，目标替代存在三种典型形式：精神懈怠，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腐败都象征着党员彻底将个人利益至上化，被经济理性所支配，走向国家与人民对立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蛀虫，败坏党的形象，极大危害民生福祉和现代化事业。

第二，治理效能难题。治理效能难题根源于权力与能力的辩证统一关系：领导权是执政能力发挥的前提条件，而执政能力构成了领导权有效运作的基础保障。作为总领国家事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治国理政责任。然而，治理任务前所未有的多元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对党执政能力构成了重大考验。从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来看，治理效能难题可立足两方面来把握。

一是从治理任务来看，后工业时代的国家建设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出现治理短板。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产生了前所未见的新兴挑战，导致大党执政面临形形色色的考验。而这些考验具体呈现为风险应对难题、持续发展难题、重大决策难题等诸多形式。首先，风险系统性地存在于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其次，党需要不断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家园。但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完成产业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通过发展解决形形色色的问题。

因此，国家治理任务的复杂性对执政能力提出了严格要求，这不仅意味着执政党必须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特定风险的扩大化和持久化，更要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破除事务主义的狭隘性视角，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此外，除了国家治理自身所导致的内生性风险，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还面临着外部性压力，由于利益冲突和道路差异，西方敌对国家及势力长期以来采取各种措施损害我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领域。换言之，客观性的治理需要和人为性的治理挑战都给如何执政提出了诸多挑战。

二是从治理主体来看，党政干部的能力建设需要适应现代化需求，但也存在干部能力短板的现实差距。治国理政，关键在人。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国家治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来执行，这就对干部素质提出了全方位、高标准要求，必须打造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以作为党执政兴国的强大组织保障。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从20世纪80年代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建设，到新时代干部要提升“七种能力”，党对干部能力的要求日益增高，内涵不断丰富。然而从现实上看，干部能力仍然与理想情境存在差距。比如，当今时代“网络群众路线”成为干部倾听民意、制定决策、开展工作的新的路径，掌握互联网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窗口，但有些干部对于数字技术的认识不到位、运用较生疏，数据分析技能严重不足，影响工作展开。

第三，思想引领难题。在观念层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依赖于系统理论体系的指导，具有指导人们完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功能，由此思想引领也构成了党必须坚持的常态性活动。然而，思想引领作为动态性的实践过程，它既在时间维度上需要连续性的思想创新，以反映日益变化的客观世界，又在空间层面需要整体性的思想统一，以正确思想武装全党。

有效的思想引领需要以思想创新为基础。然而，思想创新并不必然成功，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留下了深刻教训，失败的思想创新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僵化的思想创新。此类创新具有形式化、主观化、虚假化等特征，不能正确把握客观的社会事实及规律，难以针对重要矛盾及问题提出实际解决方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其代表，事实证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与当时苏联实际严重脱节，而且掩盖了苏联社会的诸多矛盾，错失改革发展良机。

二是反动的思想创新。此类创新试图修正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进而导致理论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威胁主流思想的主导地位。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尽管出发点在于彻底否定斯大林主义，但实质上却消解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区别，让西方自由主义占据意识形态高地，自我放弃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成为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

有效的思想引领需要以统一思想为依托。有了先进理论，还需要宣传教育方能指导全党。对于执政党而言，统一思想不仅能够为未来工作规划蓝图和指引方向，形成合力，更有利于保障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的内部凝聚力。然而在社会思潮多元化背景下，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意识参差不齐，甚至存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阻碍了思想统一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社会多样化发展使人们思想多元化、复杂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必然增加党内统一思想的难度，我们党是一个大党，统一思想历来不易。”同时，政党规模的庞大也增加了统一思想的难度，部分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在学习理论时常存在形式主义，未能有效应用并指导具体工作，与中央精神出现偏离。如此一来，思想引领全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色标识，也要注重思想引领的质量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