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刊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任超副研究员理论文章

· 原文发表于《前线》2025年第4期

作者：任  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京畿长城谱新篇

长城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文化遗产，以其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时空跨度，成为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文化景观，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京畿长城作为中国有长城分布的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保存最完好、价值最突出、工程最复杂、文化最丰富的段落，在北京境内自东向西蜿蜒经6个区，长城墙体全长520.77公里。作为军事屏障，它护卫了历代京师的安宁；作为文化遗产，它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新中国成立以来，京畿长城保护管理与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加强。从传统的修缮维护到现代的科学管理，京畿长城的保护历程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也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视修缮保护 凸显文化价值

京畿长城见证了古都北京三千年建城史与八百多年建都史，保存着历史上北京地区长城军事防御和民族贸易往来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北京地区的长城始建于战国时期，但所留遗迹极少，在今延庆帮水峪长城可以看到北齐长城与燕秦长城交会、覆盖的现象。根据2012年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和认定成果，北京地区长城主要包括北齐和明两个历史时期的遗存，其中北齐长城遗存24处、明长城遗存2332处。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文宣帝高洋征发一百八十万民夫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昌平南口）至恒州（今山西大同）绵延九百余里。在北周和隋唐时期，朝廷对北齐长城曾进行过多次修缮利用。为保障国家的安定与和平，推动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明朝自洪武初年开始修建长城，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军工、民工，耗费了极大的物力和财力。清代以后，北京地区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逐渐消退。朝廷未对其进行大规模修建，但是长城遗存保留了下来，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长城保护，将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长城保护作出批示，长城保护受到高度重视。同年6—7月，文化部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派出业务负责干部，分赴北京、河北、内蒙古、陕西、甘肃5个省（区、市），对长城破坏情况进行重点调查，并形成《关于长城破坏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报国务院。198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向长城沿线的8个省（区、市）转发了调查报告，各地参照执行。北京开展了一系列保护长城的宣传教育活动。

1984年7月5日，面对北京地区大部分长城亟待保护，仅依靠国家维修资金无法开展大规模维修保护工作的现状，《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首都单位发出启事，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活动目的在于通过社会力量募集资金，加速修复长城重点地段，缓和游客拥挤状况。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社会公益活动，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保护长城的热情，推动长城保护上升到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1987年，长城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城价值得到了世界认可。1994年9月，“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办。同时，中国长城博物馆在北京八达岭长城正式落成开放。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人们保护长城的意识显著增强，而这一趋势在北京地区尤为突出，极大地推动了北京长城保护工作走向规范化、科学化。

依法依规实施 深挖文化内涵

2003年，北京市率先在全国公布《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并划定长城临时保护区，让长城保护有规可依。2005年底，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文物局印发《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2006年10月，国务院颁布实施《长城保护条例》，这是我国第一次为一个专项的文物单位立法，条例确立了长城总体规划制度、对长城旅游开发活动加以规范的制度、长城“四有”措施的落实制度、长城保护的社会参与制度。为长城专门立法进一步推动了保护工作的深入。这项专门文物法案为北京保护长城工作提供了有力法律保障，标志着北京地区长城保护进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2011年，北京市正式公布了北京长城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随后，北京市创新性提出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理念，标志着在首都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背景下，对于长城沿线区域资源体系的认知拓展和对长城文化的理解深化。2019年，北京市文物局公布《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2018年至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遵循文物遗产保护与生态涵养并重原则，首次划定北京长城文化带，总面积为4929.29平方千米。为了更好整合资源，改变发展模式单一、建设投资盲目等问题，北京长城文化带的空间布局被确定为“一线五片多点”。“一线”即长城线，是北京长城墙体连续形成的遗存线，是保护工作实施的主要对象。“五片”即5个核心组团片区，作为疏解长城开放景区游客压力的集中展示区。5个核心组团片区从西往东分别是沿河城组团、居庸路组团、黄花路组团、古北口路组团和马兰路组团。每一片区几乎都以明星段长城冠名。“多点”即长城沿线指挥中枢及关口、城堡、堡寨等，是长城相关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载体。

《规划》按照资源与长城价值的关联程度，对664处/片保护性资源的2873处资源点进行价值主题分类，共分为长城遗产、相关文化和生态资源3类。其中相关文化又分为军防村镇文化、寺观庙宇文化、抗战红色文化、交通驿道文化、陵寝墓葬文化和历史文化景观。对长城资源的梳理回答了什么是长城文化，其价值载体是什么，整体的价值是什么等关键问题。至此，北京长城文化带的空间范围有了界定，长城保护进入了深层次文化领域。

创新保护模式 激活文化遗产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对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安排部署。该方案是党中央推动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战略决策。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部署要求，北京市于2020年2月启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在北京市各相关管理部门、长城沿线六区政府和各镇村、专家学者多次讨论探究、共同努力下，2021年11月经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北京市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分省规划，为长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京市创新长城保护理念，把长城保护重心从一般性抢险加固转向研究性修缮，通过数字化跟踪、考古发掘、地质勘探等手段，形成一套“慢慢修长城，边修边研究”的经验做法。在箭扣长城修缮中尝试利用数字化技术、智能传感器等新技术监测长城本体及周边环境，探索建立长效监测体系，改变以往依靠传统人工巡视的监测方式。通过实施“北京延庆长城碑刻数字化保护与研究”项目，创新性地对长城碑刻实施微痕提取数字化识别和保护，既能以无接触的方式获取长城碑刻拓片，作为基础资料档案加以保存，又可以将模糊不清的文字加以辨识，为长城价值挖掘提供最精确的文字信息。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依托独特的长城文化资源，北京市探索出一条以“长城文化+”为特色的发展路径。这一创新模式为北京地区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长城周边一批高品质、高知名度的景区和资源富集的村落、乡镇，着力打造“长城文化+民俗”“长城文化+生态”“长城文化+时尚”等系列文旅融合片区，以高质量的文旅融合项目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提升沿线各区长城保护管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如北京石峡关谷凭借丰厚的人文、生态和产业优势，多次开展有长城文化特色的文旅项目及户外休闲体育活动。“长城人家”精品民宿品牌、长城音乐会、八达岭长城民宿文化节、“长城脚下过大年”等长城文化品牌活动一年四季精彩不断，长城文化为山村带来了经济活力。

巍巍长城，横亘千年，见证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从一块块城砖的垒砌到一首首诗篇的传颂，无不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坚韧。如今，京畿长城不仅守护着历史的厚重，更在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的交响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它以无声的壮美，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也书写着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辉煌篇章。

（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抗战文艺的现代价值与反法西斯精神的传承研究”〈项目编号：KY2025B03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