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升级，“脱钩断链”愈演愈烈，全球南方加快崛起，百年变局的大势走向愈加清晰。当今中国，通过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国外交，履行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同各国一道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四部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了重要部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人注目，任重道远。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总体特点
第一，当前国际格局呈现“多强一超”“东升西稳”的态势。国际格局，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是我们清晰认识当前纷繁复杂国际形势的一条主线。在任何时期，只要正确把握国际格局演进态势，就能明确当前国际形势走向。从当前来看，国际格局正从“一超多强”向“多强一超”过渡。“一超”，是指美国。“多强”，是指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巴西等国家或联盟。注意，“一超多强”与“多强一超”，不是简单的文字位置的变化，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意味着“一超”和“多强”地位的升降。也就是说，过去“一超”的地位非常突出，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多强”的地位不断上升，“一超”的地位明显下降。这一变化同时也呈现了“东升西稳”的态势。为什么是“东升西稳”而不是“东升西降”？就目前的国际格局来看，“东升西降”“西强东弱”，都是客观事实，且两者同时并存。一方面，“东升西降”是动态的，“西强东弱”是静态的；另一方面，“东升西降”是增量，“西强东弱”是存量。两者同时存在并不相悖。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东升西稳”。由此可见，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呈现了“多强一超”和“东升西稳”的态势。
第二，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不仅是硬实力竞争，更是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存在实体世界和虚拟世界两个战场。所谓硬实力，是指有形的，如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所谓软实力，是指无形的，如文化、思想、价值观等方面。两者在国际竞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比如“价值观外交”“巧实力外交”。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两个战场，即实体世界和虚拟世界。由此可见，当前的国际竞争，既包括在实体世界的军事、科技等的较量，也包括在虚拟世界的网络、心理等的较量。也就是说，当前的国际竞争是在实体世界和虚拟世界同时展开的硬实力、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
第三，意识形态因素下降，国家利益因素上升，国际社会主要矛盾不明显。当今国际社会，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国家利益。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那时候，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外交的首要问题。而当今时代，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的安全利益；第二个层次是国家的发展利益；第三个层次是国家的影响利益。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追求的国家利益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在同一时期，追求的国家利益也是不同的。以我国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为的是安全利益和生存利益。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的是发展利益。由此可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是以符合时代需要的国家利益来决定对外政策的。随着历史发展，当今国际社会主要矛盾不似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那么明显。
第四，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并未改变，而大国竞争态势却发生了变化，冷战思维、强权政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并存，相互博弈。可以说，在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合作共赢应成为主流。尽管大国之间仍有竞争，但必然也会有合作，合作与竞争同时并存，区别在于是合作多一些，还是竞争多一些。我们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冷战思维，恃强凌弱、巧取豪夺等的霸权行径，危害深重。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和谐世界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强调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与美西方推崇的丛林法则、零和博弈完全不同，是对中国和平外交的历史继承和现实发展，是中华民族对国际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理念同时并存，相互博弈，但哪种理念能成为世界主流，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主要还得看是否有强大实力作为支撑。
第五，亚欧区域（传统上称为欧亚大陆）是国际政治的重中之重，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和欧洲山水相连，紧密靠在一起，其分界线大致为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大高加索山脉、黑海和土耳其海峡。亚欧区域同处一块大陆，是地球上幅员最广的地区，构成了世界的“中心地带”，是国际政治的战略重心。历史上，能够影响全人类的国家、民族和宗教，都出自亚欧大陆。虽然美国是个例外，但是美国的文化、利益都与亚欧大陆紧密相关。对于亚欧区域的重要战略地位，不少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比如，英国学者麦金德提出“陆心说”，即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区；谁统治心脏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美国学者斯皮克曼提出“边缘地带论”，即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命运。无论是“陆心说”还是“边缘地带论”，都承认了亚欧区域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而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持续向亚太地区转移。
第六，从国家行为体到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角色。国家行为体，是指主权国家、部分民族解放组织。在过去，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等政治家之间的关系。而在全球化时代，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国家行为体一般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民族解放运动等，比如联合国、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
第七，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问题。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安全。而非传统安全涵盖的范畴更为广泛，包括恐怖主义、生化武器、温室效应、新冠肺炎、自然灾害、信息安全等。随着新问题、新挑战的增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问题。比如，恐怖主义活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较为猖獗，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用美国的方式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们要深入思考恐怖主义活动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标本兼治。
第八，国际政治中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频发。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可能与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相关。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一方面扩大了全球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加大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不仅爆发了环境危机、淡水危机、气候危机，而且还引起了资源掠夺，比如对海洋资源、北极资源的争夺愈加激烈。
随着全球信息化、社会网络化、教育国际化，国际格局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发达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球GDP的占比超过七国集团（G7）。另一方面是以英国脱欧、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逆全球化趋势凸显，经济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外交孤立主义有所抬头。在这一背景下，安全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领空、领海安全，还包含了信息、文化、网络等方面的安全。可以说，我们提倡的是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以及可持续安全。全球化时代，人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失去了舒适度、幸福感、安全感和方向感。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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