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演进,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这为人工智能产业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标志性、颠覆性成果,其战略价值已超越单一的技术或产业范畴,成为赋能产业升级、重塑产业格局的核心引擎。
重构产业发展逻辑
历史上数次产业革命多以单一产业的技术革新为标志,进而形成对上下游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则表现出新特征、新规律。人工智能具有鲜明的通用性、系统性特征,在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往往不拘泥于单一产业的效率提升,而是从根本上重构生产要素配置、企业经营模式、产业结构优化的底层逻辑,为产业体系的整体性、持续性升级提供坚实保障。
在微观层面,人工智能为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注入活力。人工智能极大提升了数据处理、分析和应用效率,使数据从辅助决策的工具转化为具有蓬勃价值创造力的生产要素,在预见行业趋向、匹配有效需求、优化投资决策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人工智能还进一步释放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创造活力,推动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例如,传统技术革新多聚焦于对劳动力的简单替代,而人工智能则构建了人机协同的价值共创模式,不仅有效推动生产过程数智化转型,而且助力劳动者自身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创新方法革新,为新一轮技术更新创造条件。又如,人工智能已被部分地区应用于城乡土地利用和规划建设,为综合评估和预测土地利用绩效、增强产业与空间适配性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在中观层面,人工智能为企业经营模式和组织形态革新创造契机。人工智能与产业的密切融合,正在引发企业内外形态的双重变革。就企业内部形态而言,人工智能推动企业组织架构由传统科层制向扁平化过渡,使研发、生产、营销等环节构成了决策协同、信息共享的有机整体,大幅降低沟通成本和响应时滞,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就企业外部形态而言,人工智能打破了企业的“信息孤岛”,通过数据共享、算法协同等形式,构建起跨产业、跨区域的合作网络。近年来诸多相继崛起的“生态品牌”正是人工智能重塑企业间共生关系的典型写照,这类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核心企业基于居家、出行、生产等多元使用场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通用性特征,将相关产业经营主体统一纳入生态体系之中,实现技术标准互认、生产要素流动、供应链资源共享等,不仅提升了单个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更增强了整个产业体系的韧性和活力。
在宏观层面,人工智能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供支撑。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产业的“存量革新”,帮助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全方位辅助下,传统产业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与生产流程降低运营成本,通过预测市场需求和用户偏好提升供给质量,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拓展价值空间,为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促成大量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增量突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智能芯片、智能机器人、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和就业规模的显著增长,更为我国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在产业和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创造有利条件。
巩固用好独特优势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我国人工智能与产业的高度融合,不仅得益于科学技术的持续攻关突破,更与在长期产业转型发展中积累的独特优势密切相关,是需求引领、产业实践、制度供给共同驱动的结果。
超大规模市场为“人工智能+”开拓广阔蓝海。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升,消费方式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消费跃迁。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8万亿元,比2023年增长3.5%。另据研究预测,到2035年我国消费市场总量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庞大的消费群体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提供了海量训练数据,显著缩短了技术优化与应用周期,为其更好服务于产业建设和升级创造基础条件。同时,不同年龄、地域、审美偏好的消费群体天然形成了差异化的需求图谱,进一步丰富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例如,青年群体对沉浸式体验的需求、老年群体对技术适老化改造的需求以及个性化、定制化、品牌化需求等,均成为“人工智能+”多元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此外,超大规模市场还有助于降低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的成本,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减少企业创新投资的不确定性,有效激发经营主体将人工智能嵌入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完备产业体系为“人工智能+”构筑立体生态。一方面,我国已初步构建起较为全面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为其他产业的数智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人工智能区域竞争力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7000亿元人民币,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增长率,产业链覆盖数据、算法、平台、芯片、应用等各环节,能够实现从技术研发到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促进全球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为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提供了丰富且广阔的场景。扎实的制造业基础不仅使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全流程,更实现其跨领域、跨行业的迁移扩散,以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电气机械等数智化程度更高的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同步转型,共同迈向工业4.0时代。目前,我国累计培育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成万余家省级智能工厂,逐渐形成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升级、以产业需求反哺技术革新的良性循环。
政策制度创新为“人工智能+”提供强大保障。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自2017年以来,先后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等顶层设计文件,为人工智能产业由谁牵头、靠谁推动、为谁服务、如何服务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同时,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也基于自身禀赋,制定了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的规划方案,形成了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随着上述政策效能的逐步释放,人工智能产业必将在愈加明晰的规则、愈加优化的机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着力点。
统筹推进走深向实
当前我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直面潜在的风险挑战。不断革新人工智能治理理念和方式,持续推进智能向善,增进社会整体福祉,不仅是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选择,也是人工智能产业走深向实的必由之路。
注重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相平衡。一方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产业智能化、高端化需求为导向,以国际前沿发展方向为指引,持续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别是要加快工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使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更好服务于新型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中暴露出的“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问题,加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等,实现从研发到利用的全景式监测和分级分类管理;构建并持续扩充人工智能风险典型案例库,守住技术创新安全底线;强化经营主体的自律意识,探索在产业体系内部组建风险管理联盟,实现人工智能与产业的共同成长。
推动产业效率提升与发展平衡性、包容性相促进。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新的效率革命,但也可能导致区域、企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使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惠及全体人民,需在供需双侧协同发力。在供给侧,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优先支持开源与共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夯实“人工智能+”底座;通过算力券补贴、专项基金、税收优惠等形式,帮助中小企业减轻数智化转型压力,支持其深度融入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在需求侧,优先在健康、养老、交通等民生领域,推进智能技术的无障碍改造和普惠化应用;以社区、学校、线上学习平台等为依托,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为产业升级筑牢坚实消费基础。
坚持开放竞争与协同发展相统一。当前人工智能在全球产业升级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不仅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热点领域,引发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数字殖民的担忧,还对传统国家安全观和治理策略构成明显挑战,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地缘政治冲突。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充分发挥全球和区域性合作组织的作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技术标准、法规体系等方面的统一互认,构建人工智能领域多边安全对话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基金等项目支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进程,构建差异化发展优势,探索弯道超车新路径,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作者均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