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中华文化瑰宝

中国的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内涵深刻，可谓“家底”丰厚。相关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共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占全球此类遗址总数的近一半。如此众多的文化遗产，是印证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是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体“教科书”，也是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独特“资料库”。

石窟寺文物包括石窟建筑、摩崖造像、窟龛、壁画、彩绘等多种类型。近年来保护利用工作顶层设计不断优化，保护系统思维逐渐确立，考古研究、保护技术理念等诸多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如敦煌研究院建成全球首个“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可复现风雨冻融对文物的侵蚀过程，攻克岩土劣化研究难题，并建设“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云冈研究院实现了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建成“数字云冈”先进计算中心，是国内文博系统首家基于文物数字资源的先进运算与数据储存中心；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资源库建设和流散海外文物“数字化回归”取得新进展。同时，我国先后于2023年、2024年在重庆大足、甘肃敦煌召开了两届“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有力推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我们仍需清醒认识到，当前石窟寺保护面临传统风险与新风险的叠加挑战，系统性、持续性威胁依然存在。一是保护技术有待加强。持续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始终威胁着石窟，应对岩体风化、渗水、结构失稳、微生物机理的关键保护技术尚未完全突破。二是保护理念有待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石窟寺保护过于依赖抢救性修复，往往是在文化遗产出现明显损坏后才采取行动，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容易造成不可逆的历史信息丧失。三是保护队伍有待扩大。这些年来，我们培养了一批文化遗产保护人才，但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还不能完全适应事业发展要求。尤其是西北偏远环境对青年科研人员吸引力弱，跨界人才稀缺。四是保护范围有待拓展。目前石窟寺保护项目实施仍以国家级、省级为重点，对于中小型石窟寺的保护力度较小，保护基础较为薄弱，此情况亟待改变。五是活化利用有待提升。石窟寺保护不仅要维护其物质形态，更要传承与展现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精髓，增强全民族文化认同，活化利用极其关键。目前大多数石窟寺的文旅融合探索更多侧重于其文化艺术的挖掘和展示，缺乏更宏阔视野下的文明叙事和更深层次的数字呈现。

基于现状，未来的石窟寺保护利用可从如下方面发力。第一，加强科学研究。积极开展石窟寺保护基础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深化跨学科合作，高度关注石窟寺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针对性、专门化解决技术和方法。第二，深化预防性、系统性保护。应加大对预防性保护和技术创新的研究投入，特别是在自主研发、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以及加强与全球顶尖研究机构合作方面，制定系统而长远的规划，并积极探索社区保护网络，覆盖周边沿线中小石窟遗址。同时，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第三，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建议将文化遗产保护人才的培养纳入国家教育体系，鼓励更多高校、科研院所开设相关专业，并与国际领先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设立联合培养计划，形成从基础教育到高端培训的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第四，牢牢掌握石窟寺研究的话语权。当前石窟寺研究，重点应置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大局之中，着力推动敦煌学、云冈学、龙门学等学科体系建设，增强基础研究，形成多学科融合格局，主动开展多形式学术交流，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石窟寺篇章”。第五，促进文旅融合升级。秉承石窟寺活化利用是一个动态有机、可持续发展过程的理念，通过公众考古活动、重要石窟寺开放展示、专题展览、云展览、虚拟漫游、虚拟修复、研学、表演等方式，传播石窟寺研究成果，润物无声地提升公众对石窟寺价值的理解和认同，实现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兼顾与共赢。

（作者：王学斌，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