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高效能治理关键在协同施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这一重要概念。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是一字之差，却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在社会领域的重大转向。此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要求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这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共同作用下，新时代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成功书写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篇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之际，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提出“高效能治理”这一新概念。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效能”主要是面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要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主要是指以更小的治理资源投入产出更大的治理效果。高效能治理要求我们对既有的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基本理念、主要模式、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等进行全面的迭代升级甚至是形塑重构，从而以高效能治理助力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为安全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更为充沛的社会动能。可见，实现高效能治理是一个渐进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关键在多措并举、协同施策、久久为功。

更好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的统合功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基本定型，顶层设计和领导部门机构健全、分工明确、合作有效、创新有力。实现高效能治理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依靠党组织的强化、延伸和创新，提高党对治理的统合效能。这种统合效能表现为党组织的适应性不断提高，即党组织能够适应宏大时代变迁和微观经济社会组织变化的需要，快速而有效地进行自身的调整和更新；表现为党组织的嵌入性持续强化，即党组织能够有效嵌入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嵌入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表现为党组织的整合力提高，即党组织能够从价值整合、组织整合、思想整合和行动整合等方面对其他各种组织形式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形成和输出最大的合力；表现为党组织的引领力提高，即党组织能够指引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明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制度创新路径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党对治理的统合功能要求党组织在“统”和“分”有机结合上下功夫，持续改进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一方面要着力吸纳基层社会中的新生社会力量，另一方面要推动形成一个“党组织——群团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城乡社区‘草根’组织”的多圈层社会组织结构，通过党的组织建设、联络协调机制建设、资源配置模式建设和考核评估制度建设等，让每一个组织都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独特功能，从而更好发挥出“一核多元”式治理体系的强大治理效能。

赓续和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资源。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从一定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制度。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文化与治理资源，是实现高效能治理的重要面向。作为世界上仅有的历史进程延绵未绝的文明古国，千百年来我们积淀了“民为邦本”“为国以礼”等丰富的治理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要充分认识到家国一体、将“个人”“家”“国”“天下”进行同构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重要基石。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在提高社会治理效能中，要充分发挥家庭文化的功用，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通过健全村（社区）道德评议机制，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等，将传统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以和为贵、与人为善、自强不息、诚实守信等理念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充分发挥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等群众参与传统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在共建共享中更加突出共治的地位和作用。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城乡基层治理制度的又一主要特色。共建是基础，是基本前提，要求各治理主体积极参与治理；共享是目标，是行动指向，要求社会治理的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共享安定团结大好局面。但决定“共建”成色和“共享”程度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共治。共治要求树立起大社会观、大治理观，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基层组织的动员优势和人民群众的参与激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共治的关键在于破除分工明确、合作不足的治理困境，尤其是要着力解决好基层治理创新中的各种形式主义问题。当前，在一些地区和领域，上级对基层治理指导帮助少、考核干预多，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现象比较明显，导致基层党员干部疲于应付，无力进行自主创新。为此，一方面要持续改革基层治理的考核方式方法，努力防止基层治理中的“空转”现象；另一方面要建设一个更具韧性的基层社会。在常态治理中，要着力引导社区的自我运行能力建设，包括提高基层日常事务的自我协商能力、发现基层运行缺陷的自我检测能力和解决基层运行问题的自我纠错能力。在应急治理中，要努力提升社区的自我保障能力，包括促进社区邻里应急时团结互助、加强基层物资保障能力、提升社区基本救助能力、增强社区成员心理调适能力等。

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凝聚力。社会工作是面向最广泛的社会领域、最广阔的基层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开展的工作。社会工作一定要加强。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正在细化分化，电商从业人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和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这要求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以“聚”为核心，创新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制度。形式上要“聚集”，要掌握新社会群体在哪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心灵上更要“凝聚”，即通过精准高效的服务供给让新就业群体工作生活安心、舒心。实践中，要在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的领导下，以建立健全各种组织机构为主要动员形式，以各种经济和非经济资源为主要运作方式，以党组织建设、日常生活服务、社会交往平台和社会心理沟通等为主要工作内容，以线下的实体平台服务和网络上的超时空社会联结，营造出一个又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识的新的治理共同体。

实现高效能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到实地、落到基层。在顶层设计上下力气，做好“最初一公里”工作。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不断健全党领导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持续完善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持续开展“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等活动。以城市社区和农村行政村为单位，做好“最后一公里”工作。筑牢社会治理的基层组织基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村（社区）村联盟、村（社区）企联盟、企企联盟等，开展区域化党建联盟建设，扎实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城市社区的一个楼宇、农村自然村为单位，做好“最后一百米”工作。利用好“大数据”和“铁脚板”工作方法，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细活”，做实“一老一小”“一蔬一饭”等“小而美”的民生实事。大力弘扬志愿精神，让更多的社会参与力量在利他的活动中拧成一股绳；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打破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一米线”，实现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的全面交流交融。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