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以其鲜明的平民立场、系统的理论体系与强烈的实践品格，成为诠释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重要载体。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极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墨家跳出宗法血缘与等级制度的桎梏，形成了以“兼爱”为伦理内核、以“非攻”为实践路径的和平思想，这一思想在当前仍具有重要价值。

“兼爱”：打破界限的平等之爱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灵魂，也是其所有主张的理论基石。墨家所言的“兼爱”，是一种打破等级壁垒、摒弃亲疏差别的平等之爱。在《墨子・兼爱上》中对这种爱有明确阐释：“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并提出，若天下人皆能践行此道，“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天下便可得治。这种爱摒弃差别，主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论身份、贫富、强弱。此外，更打破了血缘亲疏与等级制度的双重界限，将爱的对象从家族内部扩展至天下众人，形成了具有普世意义的平等之爱。

在墨家看来，社会混乱的根源在于“不相爱”，“诸侯不相爱则野战，家主不相爱则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相贼”，这种由“别爱”引发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的社会失序状态。因此，唯有倡导“兼爱”，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兼爱”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倡导“爱人若爱其身”的道德准则，消解个体间、群体间、国家间的利益隔阂，实现“天下兼相爱则治”的理想图景。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兼爱”并非纯粹的道德说教，而是蕴含着“义利统一”的实践理性。墨子提出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明确要求人们将爱心转化为实际行动：有力量的人主动帮助他人，有财富的人慷慨分享资源，懂道理的人积极传授知识。通过这种互助互利的行为，有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让“兼爱”从理念变为可感知的社会现实。

“非攻”：反对不义之战的军事实践

“非攻”是“兼爱”思想在军事领域的自然延伸。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侯争霸、战乱频繁，“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彼时，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彼此仇视的丑恶现象屡见不鲜，广大民众深陷战乱之苦。对此，他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主张天下人和平相处、互利互惠，并以此终结无休止的战乱。

墨家的“非攻”思想并非绝对的和平主义，而是清晰区分了“义战”与“不义之战”。《墨子・非攻中》指出，“攻”是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侵略战争，本质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违背“兼爱”原则；而“诛”是讨伐暴君、铲除暴政的正义战争，符合天下苍生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墨家并非全盘否定战争，而是坚决反对“不义之战”——那些为掠夺土地、财富，欺压弱小而发动的侵略战争。这种区分既避免了绝对反战的片面性，又确立了以“义”为准则的军事伦理，体现了墨家思想的辩证性。

墨家对“不义之战”危害的剖析，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主要从生产、民生、伦理三个维度展开批判：在生产层面，战争使得“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导致农业生产中断，引发粮食短缺；在民生层面，战争造成“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使民众陷入生存危机；在伦理层面，战争破坏“君臣父子皆能孝慈”的社会秩序，助长暴力与仇恨。在墨家看来，“不义之战”违背“兼爱”原则，是强者对弱者的掠夺与压迫。正因如此，墨子积极奔走于各国，呼吁各诸侯停止战争，彼此和平相处。此外，墨子更潜心研究防御技术、发明守城器械，将“非攻”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军事实践，“止楚攻宋”便是其防御思想的成功运用：墨子以“九拒公输盘之攻械”的实力，迫使楚王放弃攻宋计划，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非攻”的主张。这一实践不仅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增添了“慎战”“守义”的重要维度，更让“非攻”思想有了现实支撑。

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重要影响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战乱不休，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墨子站在平民立场，基于维护民众与弱小国家的立场，提出“兼爱”“非攻”的主张，对安定民生、变革政治具有重要意义。“兼爱”“非攻”思想也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充分体现了民众对和平、公平的普遍渴望。

“兼爱”对统治者提出了道德约束，呼吁君主以“兼爱”之心对待百姓，停止暴政与征伐，实行仁政。这种主张对诸侯的权力形成了道德约束，为民众争取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同时，墨子提出的“尚贤”“尚同”等主张，与“兼爱”“非攻”相呼应。“尚贤”强调选拔贤才不问出身，“尚同”主张上下同心、政令统一，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非攻”思想还推动了古代军事伦理的发展。墨子反对“不义之战”，倡导和平解决争端，减少了战争对社会的破坏，为军事行动确立了道德边界，影响了后来《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的形成。此外，《墨子・备城门》等篇目所记载的守城方法等，对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后世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兼爱”“非攻”思想与儒家、道家的和平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且互为补充。儒家以“仁政”为核心，通过道德教化和宗法等级秩序实现社会和谐；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以顺应自然、消解人为干预的方式达到和平状态；而墨家则以“兼爱”为伦理基础，以“非攻”为实践手段，强调通过无差别的平等相爱与反对不义的侵略战争，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墨家与儒家虽都提倡“爱”，但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儒家一般认为“爱有差等，施由亲始”，强调爱应分亲疏远近，从亲近之人开始推而广之，这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宗法制度、有等级差别的爱。在墨子看来，这种“别爱”正是导致人们各自为自己的家族、国家而去损害对方的家族、国家的根源。而墨家的“兼爱”，则打破亲疏、贵贱界限，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之爱。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具革命性和理想色彩的道德观念，它挑战了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社会伦理秩序，试图用一种更普遍、更公平的“爱”的原则来重构社会关系。

当然，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在百家争鸣的时代难免遭遇争议。孟子曾批判“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认为墨家“兼爱”打破血缘伦理，违背人伦常情；荀子则指责墨家思想“蔽于用而不知文”，过于强调实用而忽视礼乐教化。这些争议反映了墨家思想与传统宗法社会的内在张力，也是墨家在秦汉以后逐渐衰落，逐渐成为“绝学”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核心价值并未消失，而是通过不同方式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魏晋时期，墨家思想部分融入玄学与道教思想；明清之际，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墨家思想被重新关注，顾炎武等士人对墨家内含的“经世致用”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近代以来，梁启超等学者大力推崇墨家思想，将“兼爱”与西方博爱思想、“非攻”与和平主义相联系，推动了墨家和平思想的现代转型。这些学术传承与再诠释，不仅证明了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持久生命力，更让这份跨越千年的和平智慧，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系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