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叙事与行为逻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选举标语是“日本又回来了”。从她当选后的一系列言行来看，显然指的不是一个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训、反思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承诺的日本，而是意味着新军国主义沉渣泛起甚至甚嚣尘上的日本又回来了。虽然她执政时日尚短，但已经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战略上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乃至战争风险，国际社会需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存亡危机”：新旧军国主义抬头的叙事模板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起于明治时期，兴于战前昭和时期，核心特征是军事至上与霸权主义，将对外扩张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最高手段，最终让日本蜕变成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但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军国主义将日本的命运押注于战争豪赌的过程中，一系列“存亡危机”事态渲染总是如影随形，几乎构成了近代日本走向扩军、对外干涉甚至战争的经典叙事模板。

二战前，日本正是利用这种“外部威胁”叙事不断扩张权力。无论是所谓“朝鲜半岛局势紧张”，还是“满洲治安恶化”“中国敌意增强”，都被军部包装成“关乎国家生存”的重大危机。一旦危机框架形成，军费扩张、海外驻军、吞并领土便可顺理成章地推进。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及之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部不断向国内灌输“若不扩军，日本将被列强挤压至死角”的恐怖叙事，使战时体制在恐惧氛围中迅速全面化。最终，日本不仅制造了亚洲浩劫，也在侵略扩张的迷狂中导致国家崩溃。

日本战后改革铲除了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但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从未消失。在美国的包庇纵容下，大批战犯、被褫夺公职的人员重返政界、重掌权柄，这直接导致战后日本政治承接战前政治，不仅阻碍了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更为其推动修正主义历史叙事和新军国主义抬头埋下了结构性伏笔。也因为如此，打破“专守防卫”原则，加快重新武装步伐一直是新军国主义的狂妄执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一次日本扩大军事预算、放宽“专守防卫”、重新解释宪法，都几乎伴随“周边威胁”的刻意强化，用来突破原有的法律限制。如2015年“安保法制”改革前夕，日本政府便是在“周边局势急剧恶化”的框架下，通过扩大对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打开了战后安全政策最大的一道口子。

概言之，将危机叙事作为突破和平体制的工具，在日本历史上早已有之。高市试图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来推动军事松绑，其逻辑与战前军部利用“危机情绪”强化军权的模式高度相似，即先制造恐惧，再以恐惧为依据推动政策变化，使民众被动接受本来难以接受的军事化举措。

高市谬论暴露新军国主义“以台制华”野心

新军国主义对照战前军国主义的概念，虽然不再主张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扩张，但其国家主义、军事至上、极端排外主义倾向与传统军国主义的思想内核高度契合。而这些思想特征及风格特质，在高市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市及其背后的极右翼保守势力一贯秉持错误的二战史观，顽固参拜靖国神社，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正名”为“国防军”，延揽军方背景人员参与决策，已引发历史修正主义、军事扩张和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等多重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军国主义的叙事逻辑中，中国一直是其刻意“抹黑”的对象，为了遏压中国，日本热衷于在台湾问题上制造话题，妄图推动“以台制华”。高市有关“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新安保法下“存亡危机事态”，“从而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等言论，与战前军国主义借口“存亡危机”而发动对外侵略何其相似，哪怕明知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但其思维逻辑还是日本若不出手就将陷入“存亡危机”。她这种将日本军事行动与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挂钩的双重挑衅，实质上就是新国家主义的真心独白。

首先，高市将台湾地区的法律定位套用非法的“旧金山和约”推导出所谓的“主权地位未定”，并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或避而不谈，或含糊以对，就是妄图否认台湾主权归属中国的事实；其次，将台湾地区定位为日本“生死攸关的利益”，进而视之为“日本国家‘存亡危机’的一部分”，堂而皇之将其纳入日本防御体系；最后，将中国追求国家统一的立场“抹黑”为意图用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而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反倒自我“漂白”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的“正义之举”。这种赤裸裸的侵略和扩张逻辑，实际上是在法理上和国家关系上颠覆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颠覆中日不再战的基础，因此中日关系正向近年来最低点滑落，责任全在日方。

新军国主义推动日本全面铺开“战争准备”

如前所述，高市的涉台错误言论绝非孤立的个人行为，其背后是日本国内企图为军国主义招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右翼逆流。因此，与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互为表里的是，日本不断加速“军事自主化”的进程，持续推进军事外向化和作战能力建设。例如，日本正在推进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谋求将行动范围从本土及周边拓展至“全球常态化部署”，并通过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推进构建日美联合指挥体系。又如，日本已先后与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强化“日美+”小多边军事协作。更有甚者，高市还妄图适时修改“无核三原则”。可以说，“和平宪法”所确立的“专守防卫”原则不断被日本政府披着“国家安全”“自卫行动”等外衣，在持续“漂白”的过程中加以突破，日本的“战争准备”正全面铺开。

不仅如此，高市已经将2025财年的防卫费提升至11万亿日元，提前两年实现了防卫费占GDP2%的目标，进而计划在2026年对新“安保三文件”进行修订，就废除限制日本武器出口用途的措施等展开全面讨论。其重点是为有效应对所谓“台湾有事”，持续强化在西南方面（即九州到琉球一线）部署军力的步伐，以构筑一道可以将宫古海峡、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包含在内的对华军事封锁线，同时将琉球群岛打造成针对中国沿海经济命脉的“前沿阵地”。

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加紧打造导弹部队，拟于2026年部署射程1000—15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岸舰导弹，2027年列装HVGP新型导弹（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海上自卫队则计划在2026年组建多个新型水面作战群，配备2艘可搭载F-35B舰载机的“出云”级航母，将对岸、对海作战半径增至上千公里；航空自卫队通过引进美制隐身战机并升级现有武器投射平台，也在加快强化远程精确空地打击能力。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缅怀过去除了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外，也需要时刻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抬头，呼吁国际社会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而高市对华的强硬立场、对修改“和平宪法”的热衷，以及她随时准备以“存亡危机”的措辞来框定地区局势，尤其是台湾问题，都表明她本人及其支持者浓烈的新军国主义倾向的抬头。这些动向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推向灾难深渊的危险试探，而非仅是一种抽象层面的臆念，因此我们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破坏。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