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超越“资本至上”的文明新路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光芒，绝非局限于中国一域的发展思想，而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文明探索。将其置于全球发展的宏大坐标系与比较视野中审视，更能凸显其超越性价值与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的全新可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中“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生动体现。
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一条以资本无限扩张与增殖为核心逻辑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推动科技革命、促成全球市场形成等方面虽取得历史性成就，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内在的深层次矛盾与弊端日益凸显，甚至演变为全球性危机：其一，贫富悬殊与社会撕裂加剧。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天然属性，必然导致财富向少数群体与资本集团高度集中，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不断侵蚀社会团结根基，引发中产阶级萎缩、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停滞，进而滋生社会对立、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浪潮。其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金融资本过度膨胀并陷入自我循环，日益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催生资产泡沫与频繁的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集中爆发），既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坚实根基，也加剧了全球资源错配与风险积累。其三，短视主义冲击可持续发展。在资本短期逐利本能驱动下，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生态环境恣意破坏成为常态，引发生态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生态危机；同时，资本对公共教育、基础科研、全民医疗、社会保障等长期公益性领域的投资规避，损害了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长远发展潜力。其四，人的异化与精神危机蔓延。在纯粹市场经济逻辑下，人被简化为“劳动力商品”或“消费符号”，价值评判局限于利润创造或消费能力，导致劳动与人的本质疏离、人际关系物化，滋生普遍的意义失落、精神空虚与心理焦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其核心要义是将发展根本逻辑从“资本主导”系统扭转为“人民主导”，这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部署深度契合，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一，在发展目标上，确立以人民福祉为核心的综合性目标体系。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基础，社会公平正义是保障，政治稳定清廉是前提，文化繁荣兴盛是支撑，生态宜居可持续是底线，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重要衡量指标而非唯一标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和谐稳定程度，生态环境改善成效等，共同构成发展成败的关键标尺，使发展更具整体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其二，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突破西方模式“非此即彼”的钟摆困境。“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制度化设计，在高质量发展中同步推进共同富裕，既坚决反对扼杀活力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又坚决防范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探索出一条既能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能保障公平正义的中间道路，实现效率与公平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其三，在国家能力运用上，依托强大的战略规划、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能力，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羁绊与短视行为干扰，集中力量实施投资周期长、回报慢、外部性强但关乎长远发展与民生根本的重大项目——从全国性交通、水利、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到跨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再到全国一盘棋的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有效破解了单纯市场机制难以应对的全局性、长期性、普惠性问题，彰显了制度优势。
对于仍在探寻适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的“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部署，绝非孤立的政策选择，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发展阶段的继续深化与实践具象，更是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精神的践行。这些战略深刻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性困境——既渴望摆脱对外部技术、资本的依附，实现经济自主与产业升级，又亟须破解城乡差距、区域失衡、民生短板等发展难题，让现代化成果真正惠及普通民众。以科技自立自强为例，中国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搭建普惠性创新平台，既突破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制约，又让技术进步转化为就业岗位、民生改善的实在成效，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科技为民”的自主创新之路提供了鲜活参照；产业链优化升级注重培育本土产业生态、保障就业质量，避免了单一依赖资源出口或低端加工的发展陷阱；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则聚焦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平衡城乡、区域关系的迫切需求。这一系列实践有力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政治独立、文化主体性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国家建构凝聚发展共识、科学的战略规划锚定发展方向、市场经济激发发展活力的有机结合，走出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速度与质量的现代化道路。它无需照搬西方“资本主导、梯度转移、依附发展”的模式，更不必以牺牲国家主权、文化根脉或社会公平为代价，而是能够通过精准对接民众需求的政策设计，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让发展成果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而非被少数精英或国际资本所垄断。这种“以人民福祉为导向、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协调发展为路径”的现代化探索，极大地破除了长期笼罩在发展理论与实践领域的“现代化=西方化”单一线性史观迷思，打破了“只有遵循西方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认知桎梏。它向世界昭示，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发展阶段选择适合的发展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可控、普惠共享的现代化新道路注入了强大信心，也激发了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的无限想象力。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仍处于持续探索、完善的过程中，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严峻挑战。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战略定力，并持续推进自我修正、自我完善与自我革新。这一发展范式绝非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而是以成功实践为人类发展知识宝库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为反思全球发展困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想资源与实践参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与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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