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空间关系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1]，反映了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空间属性及其空间范畴的系统性。城市，既是一个空间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恩格斯指出，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商人阶级固化了城乡分野，资产阶级为推动城市生产力发展从手工业，经工场手工业到工厂机器大工业做出了历史贡献，但同时也造成城市污染和工人住房短缺，强调只有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由社会掌握生产资料，“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2]，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城市空间“人地失衡”的现象，最终回归城市的人民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首次提出“人民城市”，2020年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3]，科学回答了城市空间为谁优化、怎样优化的时代课题，从单体性质的人民城市到系统化的现代化城市体系，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系统观念在推动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创新运用。

一、城市群一体化：统筹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

城市群内，统筹场所空间和流动空间。1996年，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首次提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认为传统意义上城市群的“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s）正受到以信息流、人才流为代表的“流动空间”的冲击，2012年，中国学者最早引入了这一分析范式。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4]。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5]，是场所空间和流动空间的有机统一。场所空间方面，城市群具有经济地理上的集聚性和极化效应，培育形成若干个创新增长极和产业增长极，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流动空间方面，城市群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主动脉”，凭借在交通基础设施、要素流动和人口体量等方面的优势，可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前形成高度互联的区域共同市场。

城市群间，统筹产业分工和空间联系。在世界范围内，产能随梯度转移是普遍规律。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五次大的产能转移：第一次从英国向德国和美国转移，第二次从美国向德国和日本转移，第三次从德国、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四次从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内地转移，第五次从中国内地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凭借区位优势，与香港在形成“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发展为全世界第二产业增加值名列第一的制造重镇，深圳又凭借向创新经济的成功转型将一般制造业向东莞等周边城市转移。上海在浦东开发开放后发展为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的龙头城市，苏南五市从中受益，近年来江苏GDP增速持续超过广东。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新时代以来，沿江三大城市群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中西部缩小同东部板块的经济差距作出了突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统筹抓好沿江产业布局和转移，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6]制造业等产能的内迁，不仅不会“掏空”东部地区原有的产业竞争力，反而会给东部地区实现产业升级腾挪空间，为内地广阔腹地带来发展机遇。

二、都市圈同城化：统筹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

同城化实质上是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与其毗邻城市在基本公共服务、交通基础设施、收入分配等方面差距逐步缩小的一体化过程。地铁同城化是最好识别的显著标志。截至目前，我国至少实现地铁同城化的城市搭档有上海—苏州、广州—佛山、成都—资阳、杭州—绍兴、杭州—嘉兴（海宁）、武汉—鄂州、南京—镇江（句容）、郑州—许昌、西安—咸阳、长沙—湘潭。据公开资料显示，国家发展改革委至少批复了19个现代化都市圈规划，将都市圈定义为“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7]，除长株潭都市圈和厦漳泉都市圈外，其他17个都市圈都以中心城市命名，如南京都市圈，这折射出与多中心的城市群相比，都市圈更凸显其中心城市的单极属性。从空间层次关系上看，都市圈实际上是城市群的基本构成单元，比如长三角就是由上海大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等构成。国家级新区是推进同城化的重要政策平台，我国19个国家级新区中，有5个为同城化共建，分别是西安、咸阳联建的西咸新区，贵阳、安顺联建的贵安新区，成都、眉山联建的天府新区，南昌、九江联建的赣江新区，北京、保定联建的雄安新区。对此，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具体提出三点要求：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促进通勤便捷高效；产业集群建设方面，促进产业梯次配套；政府公共治理方面，促进服务便利共享。

三、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县城枢纽和乡镇节点

县域主要涉及县城、城镇、乡村三级行政体制，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先场地。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县域经济体系”，强调“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8]。

县城是关键枢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县域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微循环”，县城上接大中小城市，下连建制镇和广大乡村，起着承上启下的载体作用。对整体现代化城市体系而言，县城是不可或缺的层级，我国城市体系从行政级别上区分由高到低分别是直辖市、副省级市、普通地级市和县级市，与市辖区不同，我国有397个县级市，其中昆山市经济体量最大。

建制镇是关键节点。改革开放之初，凭借乡镇企业的“村村点火”，佛山市顺德区的北滘镇和今大良街道、容桂街道等经济快速发展，北滘镇更是拥有2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与“苏南模式”长于发展县域经济不同，我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建制镇一般集中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佛山和东莞，东莞是我国少有的不设区、直管镇的地级市，俗称“直筒子市”。

乡村振兴必须走同新型城镇化相结合之路。一方面，“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9]，乡村不可能与城市割裂开来孤立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和乡村在产业上有分工，城市负责二三产业，而乡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新时代新征程，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乡村开始转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农文旅融合，比如接续推进“千万工程”的浙江农村已经出现“咖啡下乡”“民宿进村”“创客驻镇”等现象，说明消除城乡差别的共同富裕愿景正在浙江农村由蓝图变为实景。

【作者简介：刘启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栾永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6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4页。

[3]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3日。

[4]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

[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09页。

[6]《习近平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3日。

[7]《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中国改革报》2019年2月25日。

[8]《习近平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 着眼全国大局发挥自身优势明确主攻方向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5月18日。

[9]《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