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数智时代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要处理好科技、文化与话语体系三者之间的关系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

2026年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已经从“互联网+”的数字化时代跨越到“人工智能+”的智能化时代，以数智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进步，给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科技作为生产力的核心形态，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一个社会文化的呈现形态与发展方向，话语体系作为社会意识的制度化、理论化表达，必然依托文化发展与科技进步实现完善。基于这一逻辑，在数智时代构建自主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科技、文化和话语体系三者的辩证关系。

科技是文化生产与发展的新载体和新引擎。科技作为生产力构成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要素，其持续的迭代与变革驱动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革新。生产方式的每一次重大转变，必然引发社会存在结构的相应调整，进而对作为社会意识表现形态的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纵观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每一次重大科技突破都伴随着文化形态的根本性变革。例如，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彻底打破了文化传播长期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使知识文化得以从贵族精英阶层走向广大普通民众，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与文化的普及；随着电子技术的蓬勃兴起，广播、电视等一系列新型传播载体应运而生，使文化信息能够跨越时空限制进行快速扩散，进而催生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形态；进入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深度重塑了文化内容的生产机制、传播路径与接受模式，成为推动当代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作为当代前沿科技的重要代表，人工智能大模型依托其多模态内容生成、跨语言智能转译、自然流畅的人机交互等强大功能，正在不断突破传统文化创作与生产的固有壁垒，显著降低文化创作的专业门槛，持续拓展文化传播的时空边界，有力推动文化发展模式从传统的“以人为主导”逐步转向“人与机器协同共创”的新阶段。这一系列深刻变革，生动彰显了科技进步对文化形态演变的决定性推动作用。

文化是话语体系的价值内核与立场根基。文化认同是话语得以有效传播并被广泛接受的根本前提，缺乏深厚的文化积淀作为内在支撑，任何话语体系都将丧失其精神灵魂与思想根基，最终蜕变为空洞而苍白的理论表述，既难以赢得社会大众的真诚认同，也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深入理解。文化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深刻反映，同时也以能动的方式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塑造并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与革新，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赋能驱动，文化的表现形态正经历深刻变革，数字文化作为技术融合的产物，已成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形态。这种由科技催生的文化形态变革，必然会孕育出崭新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从而为话语体系的建构与更新提供必不可少的价值立场、核心范畴以及丰富的叙事素材。

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正是文化的集中体现与外在表达，其核心内涵的凝练、立场导向的确立以及表达形式的选取，无不深受特定文化价值观的深刻塑造与支配。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哲学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坚持“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基本立场；革命文化所弘扬的“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等精神传统，明确引导着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秉持“立足实践”“服务人民”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倡导的“创新发展”“家国情怀”等时代精神，深刻影响着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在当代的表达方式与话语风格，使其不断与时俱进，焕发新的生机。

话语体系是文化与科技的制度化表达。话语体系作为社会意识的高级形态，不仅塑造并承载了科技发展带来的丰富文化成果，同时也规范和引领着科技发展的价值方向，从而在动态演进中实现了生产力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话语体系能够将科技赋能之下不断涌现的文化成果，系统性地转化为具有明确内涵的话语范畴与理论表述，例如“数字文化”“科技向善”等新兴话语，既是对科技进步所促成的新型文化实践的凝练总结，也是对文化在技术驱动下所形成的创新形态的确认与固化。另一方面，话语体系通过构建清晰的价值导向与伦理框架，积极引导科技朝着服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持续发展，从而有效防范和规避技术异化可能对文化生态与社会结构造成的负面冲击。例如在中国自主构建的话语体系中，“科技自立自强”“文化自信”等核心表述，既凸显了科技自主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也明确强调科技发展必须始终服务于文化传承、民族复兴与国家整体战略。最终，科技、文化、话语体系三者相互依存、彼此支撑，形成一个协同演进、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科技为文化创新与话语更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文化为科技发展与话语建构注入深厚的精神内涵与价值灵魂，话语为文化传播与科技应用提供必要的规范框架与意义引导，由此构筑起一个相互促进、正向循环的逻辑链条与生态系统。

在厘清科技、文化、话语体系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构建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并非单纯地局限于“当代中国”这一狭义时空范围之内，本质上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属性、面向未来发展的话语体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历史经验最丰厚、实践领域最完备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的话语体系是扎根中国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是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国实践为主要经验来源的话语体系。只有坚持这一建构路径，才能在与当今国际舆论场上占据显著优势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交锋中始终坚守原则、保持清醒。

在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由西方所构建的话语议题一直是绕不开的“高墙”。以“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以及“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话语为例，任何后发国家似乎只要踏上了发展之路，就注定与这些“陷阱”打交道，甚至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但无论这些议题引发过多大的学术与政策热度，吸引过多少研究者将毕生精力投身其中，其根本的立论基础与问题意识都是依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构建起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区域视角与历史阶段性特色。倘若我们仅仅采取“就题论题”的直接方式去解读、回应乃至参与这些议题的讨论，便极易陷入由议题设定者所预先架构好的思维轨道之中，难以真正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视角上的超越。

相反，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战后各国的整体发展路径、国际关系演变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深入的历史审视，便可洞察到一个更本质的现实：这些被冠以各种“陷阱”之名的话语表述，实际上是资本的人间体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所进行的一种精巧的修辞转换与话语包装——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结构性危机在自诩为“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爆发并向全世界冲击之时，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便通过构建并炒作此类“陷阱”概念的方式，将体系本身固有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危机，转述并归咎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定困境”或“必经挑战”，从而规避和转嫁历史责任。这种话语策略在转移矛盾焦点的同时，也持续遮蔽着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公正的历史根源与结构性成因。

因此，在数智时代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绝非简单的话语替换或概念移植，也非局限于中国本土的闭门造车，而是一场深刻的以技术革新为突破口的文明范式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革命。它要求我们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支点，以科技变革为根本推动，正确处理好科技、文化和话语体系三者的辩证关系，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历史纵深穿透理论滤镜，以文明为基构建话语体系，在“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理论实践中锻造出具有中国气派和世界意义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安天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吕红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释：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