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华：聚力锻造科创策源功能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赋予的重要要求。党中央针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的战略部署，精准把握了科技创新规律、大国竞争态势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既顺应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历史走向，也体现了应对激烈国际科技竞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需要。

第一，从创新规律来看，创新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主要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创新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供应源和新组织五种形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分析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数据发现，在经济成长过程中存在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的一种周期性波动，即技术-经济周期的“长波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发现在经济发展周期性变动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对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从人类历史上的四次工业革命来看，每一次都是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变革，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和社会经济的增长。其中，技术创新起关键作用。

以美国的科技创新为例。经历了以纺织、机械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经济周期，以蒸汽、铁路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经济周期和以钢铁、电力、重化工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经济周期，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从19世纪中期开始，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法国、德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美国的科学技术也在快速发展。一方面美国经济发展促进了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来自欧洲的优秀学者和科学家移民美国，助推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迅速崛起为世界科学中心。从1940-1990年以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经济周期，到1990年至今以信息、通讯为代表的第五次技术-经济周期，美国凭借突破性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和生物工程的发展，我们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进入了信息化时代，预计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如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加速迭代、密集涌现。特别是，人工智能作为具有颠覆性价值的战略技术，正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可以说，当前处于未来产业崛起的机遇期，全球经济发展呼唤新一轮颠覆式技术创新。

因此，能够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科技创新的跨越，极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成为经济、社会、国防等各领域领先的世界强国。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

第二，从大国竞争来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科技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各学科、各领域深度融合、广泛渗透，呈现出多点突破、群发性突破的态势。尤其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影响。因此，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科技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进行部署。比如美国，2021年，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2025年，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令正式启动“创世纪计划”，标志着美国在AI科研领域的布局进入全新阶段。

第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看，百余年来党领导人民为建设科技强国进行了不懈探索与实践。建设科技强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余年不懈探索与实践的重要征程。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辉煌的百年历程，我国科技强国也经历了百余年的艰辛探索。回望历史深处，在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下，我们探索了从“科学救国”到“科技立国”（“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到“科技富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科教兴国”重大战略）、再到建设“科技强国”，一脉相承的战略路径。

回顾近代史，我国落后挨打的根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清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科技创新正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二、如何锻造强大的科创策源功能

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需着力锻造以下五大重要能力。一是科技原创力，体现为在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方面所具备的雄厚实力，能够推动重大科学发现与理论突破，助力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二是自主可控力，体现为在关键核心技术、高端装备仪器等方面实现自主可控的能力，能够大幅提升“领跑”技术占比，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提供坚实支撑。三是人才资源力，体现为全方位培养、引进、开发人才的能力，从而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生态，造就一批世界级科技大师与领军人才。四是全球贡献力，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引领应对全球共性挑战的国际科技合作的能力，能够推动构建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协作体系，显著提升在国际科技组织与人才交流中的影响力。五是高效治理力，体现为建立健全法治化、协同化、精准化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能力，能够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提升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与长期竞争力。

（一）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首要的是打好“地基”，就是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我们不仅要努力实现“从0到1”的突破，也要关注“从1到0”的探索。“从1到0”是指反向应用基础研究，就是从成功的工程应用中提炼共性科学问题，反哺科学发现，让技术优势沉淀为科学根基，从而提升整个创新体系的源头供给能力。

当前，我国还面临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互联网技术，虽然我国互联网发展迅猛，普及率很高，但其中的部分核心技术、关键设备仍有一定的受制于人问题，部分技术源头仍被西方国家掌握。那么，如何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呢？

第一，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在前沿技术领域，中美两国在研发投入上仍存在一定差距。统计显示，近十年来，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的社会资金投入约为中国的3至4倍；在量子计算领域，美国的总体资金投入约为中国的7至8倍；在可控核聚变领域，美国的社会资金投入是中国的10倍以上。从技术-经济周期的“长波理论”来看，要将科技投入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保持研发投入的稳定增长。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即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长期被视为全球创新的“基准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2012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为1.91%，2025年这一指标增至2.8%，首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而美国，近年来保持在3.5%左右。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占比上，中国为6.77%，而美国约为16%；在企业研发投入上，中国企业人均研发经费约6.5万美元，而美国约为15万美元。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基础研究投入上仍有一定差距，中国还需进一步努力。

落实在政策举措上，就是要统筹推进研究项目布局、科技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建设。具体来看，在研究项目布局上，主要是强化国家科技计划的原创导向，加强财政资金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在科技人才培养上，主要是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规模，重点支持青年人才。在研究基地建设上，主要是支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建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基地。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定位是增强源头创新能力，主要作用是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注重自由探索和交叉学科，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大力营造源头创新环境，着力培养原始创新能力。在资助项目上，主要有四大类：探索项目，包括人才项目、工具项目、融合项目；面上项目，包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点项目，包括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包括青年基金项目。在基地专项上，主要有三大类：科学与工程研究类，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包括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类，包括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些实验室和研究中心都获得了财政的稳定支持。

第二，优化投入结构，鼓励、引导多元投入。前沿技术的发展根植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当前，我国在前沿技术研究中的部分领域已实现“并跑”或是“领跑”，亦或是处于“无人区”。正因如此，唯有不断加强基础研究，才能更加明确前沿技术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们还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模式。

落实在政策举措上，一方面，要重点支持企业前瞻布局基础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基础前沿类的研究基金、研发项目和奖项；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管理，聚焦企业发展重大需求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前瞻部署基础研究；支持企业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前沿方向建设一批全国重点实验室。另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实际和发展需要，可以设立“地区联合基金”。总而言之，我们要鼓励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资助力度，同时还要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断激发其基础研究投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