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明确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投资于人”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已成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正加速行动，将投资于人的理念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和发展动能。但热潮之下，也需要冷思考，特别是针对部分地方和领域的认识误区与行动错位，有必要及时消除杂音、校准方向。

投资于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选择

当前，一些地方将投资于人理解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需偏弱、投资不足的权宜之计。如果在经济工作中把投资于人仅仅当作拉动GDP增长的手段，不考虑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容易犯“急躁症”，甚至出现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如，有的地方摘掉贫困县帽子没几年，就着手建大型市民公园、城市展馆，导致政府背上沉重负担，项目也因资金接续不上而撂荒；还有的地方农村学校尚存在教学楼质量隐患、厕所设置不达标等基础设施短板，却花费巨资为县城学校购买名贵树木、建假山凉亭、安装彩灯等。走出这些误区，首先必须正确理解投资于人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

投资于人的提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这一概念和理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经济发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强调从投资角度落实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将深刻重塑资源配置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

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目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投资于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创造性发展，直接回应人民群众对更好教育、更稳定工作、更可靠社会保障、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等的期盼，把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形成良性循环。这一战略选择，可积当下之功，更能蓄未来之势。

投资于人，不仅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中量的增长，更是为了推动质的提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而且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进一步对高质量发展形成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以人才为第一资源，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投资于人，有利于提升全员知识水平、数字素养、专业技能，让劳动者从传统体力要素，转变为高价值智力要素，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硬件、设备、资本可快速引进，但劳动者创新能力的培养、社会创新文化的形成具有长期性，投资于人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投资于人，不仅能够打开内需增长新空间，而且能够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从需求侧看，投资于人通过稳就业、增收入、强保障等举措，推动形成“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直接提高当期总需求水平。从供给侧看，投资于人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和生产率，创造更高质量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新供给，为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力支撑，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韧性。以短期“快变量”对冲下行压力，以长期“慢变量”重塑增长动力——盘活的不是某一个局部，而是经济循环的全局。因此，投资于人，不仅是应对当前投资乏力、预期偏弱等现实挑战的有效措施，而且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放眼世界，投资于人也是适应百年变局中国际竞争的需要。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大国崛起的关键不在资源禀赋，而在人才质量和人力资本厚度。世界范围内，凡是经济强国，必然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必然重视激发人的价值、厚植人才优势。反观长期陷入发展困境的国家，一个共同症结是未能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本结构，进而影响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等，陷入恶性循环。当前，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意气风发走向现代化。个别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在今后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对中国的遏制打压不会停止、只会更加激烈。我国唯有在高科技领域实现自立自强，不断提高基础研究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新优势，确保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不被中断。这要求我们把投资于人置于重要战略地位，推动人才资源实现结构优化和能级跃升，培养大批高端人才特别是战略科学家，为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国际竞争提供人才保障。

可见，投资于人不仅是短期内促投资、稳就业的举措，更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战略安排，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选择。各级领导干部不能简单用短期的投入产出比来衡量投资于人的效益，要处理好显绩与潜绩、当下与长远、发展与民生的关系。只有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战略定力系统投入、持续推进，才能强化人力资本优势，塑造新的发展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不是二元对立，而需统筹兼顾

当前，有部分地区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简单割裂，较为突出的是“重物轻人”倾向，热衷于上项目、建园区、购设备，而不关注这些投资是否与人的发展和人的需求相匹配。这类现象并不鲜见。如，有的地方不充分考虑消费者实际需求，当地没有多少古迹资源，却斥巨资人为打造古城古镇，结果沦为“空城”“鬼城”；有的地方花费数千万元，将不具备打造A级景区基础条件的小山村，包装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最终烂尾撂荒；有的地方花重金购买先进设备，但忽视配套培训与流程再造，陷入设备闲置、无人操作使用的困境。

人的发展与物的投入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二者相互制约、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社会再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也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物质生产资料是劳动得以创造价值的客观条件，没有设备、厂房、电力、交通等“物”的投入，劳动者的劳动无法落地，劳动力价值无从实现。但物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只有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才能完成生产、创造新价值。生产资料的技术含量越高，对劳动者知识、技能、创新能力的要求就越高。随着生产力进步，生产资料投资正加速向智能化、无人化方向转变，而劳动越来越多地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创新型劳动，这进一步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互协调、更好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道器合一”的思想，对今天处理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很有启发。如，器以载道、物以致用强调器物既是物质功能的载体，也是文化精神的象征，二者相辅相成；器以藏礼、礼以育人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中物质载体、精神规范与教化功能三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可见，物的投资，不仅为人提供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而且为人的精神、社会文明提供了实物载体。

投资于物无疑是很重要的，如果物的投入不足，人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以及人自身的发展都会缺乏物质条件，人文精神也会缺乏物质载体。但如果“重物轻人”，物的投入不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必然导致资源配置失衡、投资缺乏效益、发展效能低下，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

“重物轻人”倾向的产生是粗放发展模式的惯性思维使然。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加强物质资本投资，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设施投入和物质要素积累，有效扩大了生产供给、完善了产业体系，对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物质资源投入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然要求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正是针对新问题新挑战的主动应对之策。一方面，要求改变“重物轻人”的状况，将更多资金资源用于教育、民生、社保等领域，把“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另一方面，要求物的投资应当有利于人的发展。如，通过增加图书馆、科普馆、体育馆、社区活动中心、乡村文化广场等的建设投入，让群众无需付费或少付费就能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强调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并非弱化或否定投资于物的价值，也不是搞脱离发展实际的高福利，而是要既见物更见人，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兼顾和协调联动，共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更好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大有可为。如，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优化人居环境、完善便民休闲娱乐设施；促进人的能力提升，需要推动基础科研平台和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升级；城市更新，需要贴近民生需求，在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上下更大功夫；等等。让物的投入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必将形成“1+1＞2”的强劲合力。

投资于人不等于高薪挖人，而应潜心育人

在具体谋划推进投资于人时，有的地方或企业将其片面理解为高薪挖人，甚至发展为激烈的“抢人大战”。如，开出天价薪酬或特殊待遇，引进戴着各类“帽子”的人才；忽视人才结构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追求人才流入的数据增长；更有甚者，个别经济落后地区为引才聚才盲目跟风，承诺高额补贴，不惜透支地方财政。

高薪挖人虽能短时间内堆砌高端人才数量、博取亮眼数据，却衍生出多重深层隐患和长期问题。一是形成挤出效应，不利于人才普遍成长。将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倾斜于少数“戴帽子”群体，必然会挤压基础教育、科学研究等普惠性、长期性投资的预算，挤占普通人才、基层从业者的资源，打击本土人才、青年人才积极性，出现“外来高薪、本土冷落”“有钱抢人、无钱育人”的怪象。二是引发虹吸效应，加剧发展失衡。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相比，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能够利用财政优势吸引高端人才，这种虹吸效应会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三是可能出现引而不用，导致人才浪费。有的地方由于缺乏配套产业平台、科研条件或职业发展空间，导致耗费巨资引进的人才被闲置；或由于缺乏科学公正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个别引进的人才享受高待遇却低产出，这种反差与不公有可能影响整体积极性。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复杂，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深思。一方面，“任期型政绩观”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性存在矛盾。人才培养的回报周期往往较长，难以与地方官员的任期相匹配，常见的考核机制也倾向于采用易于量化、快速见效的指标。另一方面，人才评价的狭隘化与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存在矛盾。许多政策仍固守“唯学历、唯职称、唯帽子”的惯性思维，将大量资源集中于少数标签化的精英人才，却忽视培养支撑实体经济所需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实际上，相较于高薪挖人，各地潜心育人，构建梯队化的人才供给体系才是解决人才来源问题的更好出路。为此，应夯实基础教育，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做强职业教育，针对产业升级对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大力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高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紧密对接区域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并鼓励其与本地企业共建研发平台，促进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同时，还需建立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更加注重人才的实际能力、岗位贡献和产业发展适配度，让扎根一线的工程师、技艺精湛的工匠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激励；搭建开放共享的创新创业平台，为各类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提供低成本的众创空间，完善融资、法律等服务，让创意便捷地转化为可行方案、得到资金支持；营造尊重人才、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给予创新活动更多的包容和耐心，形成有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人才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慢功夫和“笨功夫”，必须坚持长期主义。地方和企业唯有从“拼补贴、抢人才”的短期焦虑中解脱出来，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用好人才存量、培育人才增量，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迸发创新活力。

投资于人不是政府“独角戏”，而是社会“大合唱”

投资于人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将其简单等同于政府责任、民生支出，导致陷入“政府包揽、市场缺位、社会乏力、个人被动”的困局。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亟需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也要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对此，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输血”，不但会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而且因市场参与度不足，容易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供需错位造成资源浪费。这方面的问题，从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上可见一斑。当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但高技能人才仍然短缺，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以上，部分紧缺工种（如数控、模具、焊接等）甚至更高。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不充分、专业调整慢一拍、社会地位不高等问题，迫切需要多方参与，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山东、浙江、江苏、广东等地探索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经验值得总结。如，山东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和推动有条件的技工院校联合一批企业，在专业设置、职工培训、多元化办学等方面深化校企合作，有效提升了职业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实践证明，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增效，靠政府主导的单一投资模式难以解决问题，需要构建政府搭台、企业参与、院校协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

简单将投资于人视作政府“独角戏”并不鲜见。长期以来，在民生领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往往由政府一肩挑，形成了对政府的路径依赖。企业投资通常强调资金高效运作，追求利润最大化，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性存在矛盾。而一些社会组织又因参与渠道不畅等原因，也难以在投资于人中发挥作用。当前，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投资于人通过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性，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涵盖的领域也极为广泛，贯穿全生命周期，包括生育养育、成长教育、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健康与养老等。这样关乎千家万户、涉及千行百业的战略之举，仅靠政府一己之力，显然不够。

众人拾柴火焰高，投资于人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政府可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多元主体参与创造良好环境；企业是创新主体，依托自身资源优势，能够在职业培训、为高校提供实习岗位等方面发挥作用，助力劳动者技能提升与高质量就业；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企业和市场的重要纽带，在提供公共服务、推动资源共享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家庭和个人既是投资于人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在养育子女、保障生活起居、开展启蒙教育、维系身心健康以及学习提升、职业规划、自我增值等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因此，实现人力资本的持续增值与高效转化，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人唱好“大合唱”。

总的来看，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形形色色。研判误区产生的原因，既让某些错误政绩观“现了形”，反映出对投资于人理解不透、方法失当、路径不明等问题，更凸显出树立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的重要性。正本清源、纠偏定向，跳出浅层化、功利化、碎片化的认知局限，深刻把握投资于人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要求，有力消除影响投资效能的“梗阻”“痛点”，才能推动我国教育优势、科技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