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兴：理论、文化、文明 ——“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互动（2）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理论课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其实质与核心，就是推动人们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考方式、行为方式，转化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乃至未来智能社会人类所共享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宏大而长期的事业。说它宏大，是因为它关乎整个中国的发展，也影响着世界格局；说它长期，是因为它并非一两年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懈地奋斗。完成这样一项事业，离不开千千万万人的投入，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深入人心、凝聚全党全国全社会共识的理论作为支撑，这样的事业是无法推进的。因此，理论必须凝聚人心。

然而，如何推进现代化，对我们来说曾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课题。应当坦率地承认，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国家和民族曾是后来者。西方国家作为先行者，现代化起步比我们早，形成了一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而我们作为后来者，自然需要向先行者学习，因为先行者的理论框架与范式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样的学习与借鉴，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

因此，当我们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时，许多人的目光很自然地投向了西方，甚至将西方的现代化视为唯一样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上除了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成功模式。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因而对我们产生了深刻影响。部分人甚至被这种影响所折服、所“收编”，以致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了“全盘西化”的主张。更早在中国引入现代工业时，类似声音就已出现——原因不难理解：在不少人看来，“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一个重大课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潜在陷阱，即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双重脱节。这种脱节对我们认识和探索现代化道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第一重脱节，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其自身的现代化历史实践相脱节。换言之，西方所鼓吹的现代化理论，与其自身实现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并不一致。西方声称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私有化和建立独立的法治体系等，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走的并非这条路。

现代化初期需要集中资源，而资源集中往往离不开政治上的集权。纵观西方各国，其现代化进程中都经历了一个政治权力集中的阶段：英国有克伦威尔时期的专政，法国在大革命后出现了拿破仑帝制，沙皇俄国更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推动现代化改革。然而，这些历史事实在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中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回避了。他们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的，始终是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等主张，强调“先民主化，后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此实践，结果往往陷入混乱——在国家最需要凝聚资源、整合力量的关键阶段，政治多元化反而分散了国力，导致社会失序，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理论与真实历史之间的脱节，误导了许多人，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陷阱。

再例如，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解决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外掠夺完成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国，几乎都有对外侵略、殖民扩张的历史。然而，在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中，这段历史要么被轻描淡写，要么被美化修饰。因此，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我们而言，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认知上的陷阱，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清醒认识到：他们所说的和历史上所做的，并不相同。

第二重脱节，是国内部分学术文化界的观念与中国具体实践之间的脱节。我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深厚、具有长期大一统传统，同时生产力曾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展开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西方现代化的具体做法很多在我国行不通，西方曾走过的某些道路我们也无法重复。

仍以资本原始积累为例。西方通过殖民掠夺获得了启动资金，但中国能走这条路吗？不能。首先，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对外侵略扩张；其次，我国在历史上曾长期是遭受侵略的一方，也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和意愿。这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全盘西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行的。在这方面，我们曾付出不少代价。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我们走过弯路，也经历过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理论上对“如何在中国搞现代化”这一问题，一度缺乏清醒、正确和规律性的认识。

“两个结合”的提出，就是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结合”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扎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使其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针对性。‌“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相贯通，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其更容易被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两个结合”既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它回答了一个“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两个结合”体现了创新与传承的统一。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体现了创新，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现代化，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体现了传承，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之文化模式与结构系统所引导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两个结合”的创新性表现在：“两个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统一的原理性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拓展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这种创新性的最新体现。这种“结合”不是“混合”，不是“拼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这种“结合”，离不开通过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所实现的深度融合。因为“结合”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各个环节中，持续回答时代课题、破解现实难题的过程。“结合”不是凭空设想，也不是机械叠加，而是运用科学原理不断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形成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安排，从而实现真正的融合。解决问题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纽带——“两个结合”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展开的，没有问题的驱动和解决，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时代课题，“两个结合”正是在回答这一课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展现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具体任务，“两个结合”都有着相应的、生动的体现。例如，当民族独立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任务时，旧中国积贫积弱、面临存亡危机，救亡图存压倒一切。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被赋予鲜明的革命内涵，形成了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取得革命胜利，转向现代化建设时，这种融合就体现在通过改革开放、推动工业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创造性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新结合。而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时，“两个结合”进一步体现为在文化建设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因此，“结合”的过程，始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

这就构成了一个逻辑闭环：“两个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通过“两个结合”来完成。这个逻辑闭环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两个结合”在这个逻辑闭环中恰恰是最关键的头尾交合点，这正是“两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