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百年变局下的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2）

（二）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逻辑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严峻复杂，很大程度上与所谓的“中美博弈”有关。但“博弈”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美国为一己私利遏制、打压中国，而中国只是正常发展，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并非要跟美国“博弈”什么。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不能简单地用他国标准来定义自身，绝不能掉入西方话语体系陷阱。

当今世界总人口已超过80亿，但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仅有30多个，其人口总和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为什么会这样？无论中美之间是“战略竞争”还是“战略博弈”，表面上争的是生存与发展，而实质上却争的是谁能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提出更好的全球治理理念，引领世界共同发展进步。2010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专访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公民拥有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现在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非常悲惨的境况，因为这个星球根本无法承受。我们知道，美国曾消费世界五分之一、最多时达到四分之一的原油，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如果中国人都过上美国式生活，世界资源显然难以承受。这就倒逼中国推进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但是，西方的对华接触政策和现代化理论，从来不可能让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的国家真正实现现代化。由此，美国陷入了中国综合征。一方面，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则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如果中国人以新方式（绿色发展方式）过上了美国人那样的生活，则会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这恰恰证明中国的发展方式更具吸引力、更代表人类未来。另一方面，美国若不打压，中国可以利用美国芯片加快技术迭代；美国若进一步打压，中国也会研发出自己的芯片。因此，无论美国是否打压，都会推动中国更加独立自主、更快追上美国。

同时，美国还要面对两个悖论。第一个悖论，奉行“美国优先”的美国与推动全球化的美国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过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增，而后又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形成了所谓“中美国”的概念。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模式难以为继。如今，美国奉行“美国优先”，不断加高贸易壁垒、对外关门设限，同时告别全球霸权，退守美洲。后发国家再想复制当年以开放促崛起的路径，已经走不通了。另外，过去，经济全球化推动美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产业向外转移造成产业空心化，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引发美国政客焦虑，进而催生反移民政策，价值观念分化加剧社会撕裂等。如今，特朗普政府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但创新离不开全球人才，产业回流又谈何容易，可谓收效甚微。这就使美国陷入了第一个悖论。可以说，这一切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造成的。而面对这一形势，美国选择的是倒退，中国选择的是前进。因此，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美国走的是历史倒退之路，无法解决自身面临的根本问题。第二个悖论，“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但现在，安全靠美国还靠得住吗？答案不言自明。那么，世界各国能不能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也靠中国？当然，我们讲的“靠”，不是指依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不是像美国那样提供所谓的“安全保护”。那么，中国能否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与各国开展安全合作，正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美国人自认为“上帝的选民”，生活在“山巅之城”，甚至一度以为只有美国人才能造出最先进的技术产品。然而，华为遭到严厉制裁——不仅不能使用美国的产品、技术和软件，供应链中也不得含有美国元素——却依然推出了更为先进的操作系统和手机产品。这令美国一些人深感震惊，“中国原创能力不行”的刻板印象不攻自破，引发深层困惑：我们真的是“上帝的选民”吗？我们的制度真的比中国优越吗？这是对美国身份认同的巨大挑战，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是1776年建国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因此，在那些信奉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传统的美国人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仅涉及国家安全，更关涉美国国家身份与身份认同。然而，要重构这种认同，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让美国再次伟大”究竟能不能实现？如果不靠打压中国，美国能不能重新伟大？如果能，中美之间就要找到一条和谐相处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让美国再次伟大”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可以兼容的，如果能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这才是中美关系的软着陆。从这个角度讲，中美要形成一种新的认同，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要取代美国，更不是要建立新的霸权，而是要终结人类霸权。这是深刻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重要的含义。美国曾坚持“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论”。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美国也在重新思考：能否在不主导一切的情况下，同样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所谓中美“大争之世”，在某种程度上争的就是谁能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谁能代表世界多数民意、谁能代表世界先进文化、谁能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让世界摆脱“战国”的焦虑。这才是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

中美关系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相互演化”（co-evolution），就是中美相互适应、相互塑造。事实上，不仅是中国，美国也在因中国而改变，甚至学习中国的产业政策、补贴机制和新型举国体制，不少美国网红来到中国后对中国发展赞不绝口，相互取长补短正在成为现实。另一方面体现为“竞争性共存”（Competative Co-existence）。从心理认知的角度看，面对中国崛起这一新生事物，一般要经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五个阶段。起初美国否认，认为中国“偷”了技术，可后来发现中国真没偷，就转为愤怒和焦虑，开始讨价还价。比如“市场换技术”。过去，中国开放市场、引进德国汽车桑塔纳，换取对方技术；如今，欧洲也想通过开放市场，引进中国汽车比亚迪，来换取新能源技术。再往后便是沮丧和接受。当前中美关系大体处于“讨价还价”和“沮丧”之间，斗争依然严峻。但我们相信，经过斗争，中美必将形成新的合作模式，为世界提供一种超越历史上大国崛起老路的新模式，从而避免世界走向两极化和所谓“新冷战”。这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