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十七大精神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5）

第二点是教育不扎实。教育问题本来应该是提高我们干部的觉悟，帮助我们干部正确行使权利的一个好办法。但是这些年，我们虽然搞了很多教育，但是效果不好。总书记在讲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时候，特别讲了教育不扎实的问题。像“三讲”的时候，市委书记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但是王怀忠作为阜阳市委书记，那时候学习期间，他就边教育别人边受贿，自己四次受贿金额达到110多万元，他在临死前哀叹自己学习不够。真话假话姑且不听，但是他这样说过了。所以说，教育问题还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第三点是制度不完善。大家都知道，制度带有根本性。我们的制度问题确实是没有解决好。王怀忠敢说宁可得罪10万个群众，也不能得罪一个上级领导。为什么呢？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就是说他的政治命运不掌握在群众手里头，而是掌握在个别少数人的手里头。如果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就是说你当不当书记，当不当市长，当不当省长，是由群众的选票决定的话，他绝不能这样说，也绝不敢这样说。他不但不这样说，而且还会努力地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否则他怎么取得人们的信任呢？像美国，我们都知道大资本家多自私自利啊，但是他还是在努力地向老百姓表明我是如何给你们服务，我是如何办一些你们头疼的事，他不敢得罪群众。为什么？因为他们那种民主制度决定了他们不能那样去做。我们现在还是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这种制度必然导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危害极大。

对这种制度方面的弊端，往往是出了问题的人的体会更深。2005年，中纪委一个老副书记带着一批人回访了一些在监狱的曾经是省部级干部腐败分子。在回访的过程中，说希望你们写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们自己的体会、你们的建议。因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风平浪静了，你们写不写、写多写少、怎么写和你们个人以后出路没有关系，交代一下政策，你们愿写就写，不愿写就不写。这里有少数人确实不愿意写，但是多数人还是很尽心去写，把这些事过去以后的一些问题、一些感受写了出来，最后形成一个总的调研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说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制度方面的问题，使人深思。比如辽宁高级法院原来的院长田凤岐说，现在用人制度考核方式很难使中央准确评估党的高级干部，有思想的、勇于创新的、能力强的人才往往受到同级或上级的嫉妒和排挤，人事关系紧张。善于迎来送往的、注意经济利益关系的人，劳民伤财、做表面文章的人，往往美誉多多。他是这么认为的。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说，现在各级干部的命运主要掌握在各级领导手里，真正的群众代表是点缀性的，选举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他们都是这样认为。

从这些人的态度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拔干部制度确实是落后的。这个落后的词是谁说的呢？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有些干部确实是选拔之后，在权力腐蚀下变坏的。确实有一些干部，在选拔的时候就不好。因为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所以选了一些不好的人上去。为什么这么多省部级干部处问题，那么多高官出问题啊？得看看他们是什么人，怎么上来的？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想预防腐败、反腐败都谈不上。这些人是怎么上来的呢？中组部在报纸上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工作中确实存在着识人不准、把关不严、用人不当的问题。本来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基本标准，实际上奉行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异。是什么呢？我概括了四个方面：

一个就是任人唯亲的标准。这个亲是狭义的亲。中纪委在一次全会上特别指出来，一些领导干部对自己亲近的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的能人，以及自己的亲人，恩宠有佳，提拔很快。有些干部子女未必就有德才，但是提拔很快，有些当秘书出身的人，未必就具备领导干部的德才，但是也提拔很快。像河北的李真，何德何能何才提拔那么快。而相比之下，同时也是在河北，他们有一个最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人，也是中央表彰的无极县的县委书记刘日，就是提不起来。这都表明了一个干部路线的问题。第二类情况是任人唯钱的标准。谁送钱多，我就提拔谁。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像韩桂芝，像马德都是典型的。第三个标准就是任人唯吹的标准。这些年，我们在提拔干部的时候，特别讲到要有政绩。政绩是硬指标，不是你想干就能干出来的，有很多是几任连续干才干出点政绩出来的。可是有些人当官着急，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干那么多事啊，姑且不说他想不想干。怎么办呢？就好吹，把小的吹成大的，把坏的吹成好的，这样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情况就出现了。像山东有个最著名的叫“鲁吹一号”，当然有一号就有二号、三号排下去了，胡建学据说是“鲁吹二号”。但是吹牛皮吹破，遭贬、进监的还是少数，多数还是很受惠的。第四个就是任人唯杠的标准。我们这些年都一直在说这个杠杠，说年龄，比如说县级换届了，45岁以下的。比如说配班子的时候，要有无党派人士，要有知识分子，要少数民族，要女干部，有人给总结说叫“无知少女”型干部。这样的话，没有“无知少女”干部，这个班子就不能批。作为一个执政党，在用人的杠杠问题上，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它不对。比如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自治区，主席不管水平高低，必须得是少数民族，这是种政治。在班子里，如果没有女同志的话，我们讲半边天，也许在班子配置上不体现这个问题，你怎么向广大妇女交代，这是政治问题。有杠杠无可厚非，问题是什么呢？把杠杠问题绝对化，就会造成很多毛病。我们讲杠杠问题，都是在德才兼备基础上，他年轻一点，又是少数民族的，那就用他吧，是这么一种逻辑关系。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用干部就绝对化了，不管他能不能拿得起来这个工作，是不是德才兼备，但是因为这样几点，轮到他了，他就上来了。形成了一种主次颠倒，出问题也是在所难免。在这些方面，也有很多教训。

第四个点就是监督不到位。这个情况也有很多。现在，我们监督方面有党的监督条例，但是监督不力的情况很严重。事实上，领导不但不监督，有时候还当有纵容性质的，起相反作用。咱们还举韩桂芝的例子，她当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有的书记、县长给她送钱。有一次来了一个县长说，快过年了，韩部长给你点钱买点过年的东西吧，把信封往那儿一撂就走了。走了以后，她一看是钱，然后就追出去还给人家，人家已经走了。没有办法怎么弄？她一开始还比较自觉，说要不然这样吧，让秘书给退回去。退回去以后，县长不高兴了，说你看，过年了，我们给你送点钱，还给我退回来，让我多没面子啊！这个事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怎么办呢？她没有想到的是，主管书记对她说，不能把人都得罪了，后来觉得这话有道理。本来这个书记应该支持她，结果书记说你不能把人都得罪了，后来她就再也不退了。后来她不退钱怎么办呢？当时有一个说法，不好处理的可以上交上级纪委去。她就把一些钱上交中纪委了。中纪委有一次把这些单子拿给省委一个书记看，这省委书记怎么说，他说这样一来，中纪委就会想没退的更多。从那以后，她再也不退了。为什么呢？书记说了两层含义，一个是你交了钱，是不是你就收了这些钱啊？你是不是把大批的钱留下了。再一个，你把钱交了退了，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交，是不是我们贪了呢？对她这种做法很不满。从那以后，她再也不上交别人送的钱了，来者不拒。十几年，给她送礼行贿涉及到100多人，累计达700多万元，加上退回去的500多万，她收到了1200多万。这些年，我们在监督方面确实是非常不利，下级对上级没法监督，同级的不好监督，上级鞭长莫及，所以出来很多问题。

第五点，就是文化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很多。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说上个世纪50年代比较清廉，主要是社会文化风气很好。当时你要真是贪污了、受贿了、行贿了，不但领导批评，组织上要处理，而且社会上也没有同情，连老婆孩子都看不起。你说你干这事为了什么？而相反地，清正廉洁的干部是容易得到提拔的，社会都尊重，老婆孩子也都对你尊敬。这是一种文化氛围。这些年发生了变化，很多地方不是这种情况。你如果是一个很清正、廉洁的人，不但老婆孩子都觉得吃亏，连亲戚朋友也说没借上光，这个官当得窝囊啊！另外一种风气是什么？说你看人家官不大，什么都能办，家里的日子过得多好，亲戚都安排了工作，要什么有什么，还有车有房子，好几处房子。这种议论看似很平常，表现了一种社会文化氛围。在这个文化氛围之下，很多人就不能够坚持正确的东西，而是随波逐流，走向了腐败。

在文化方面，十六大以来，我们很注重廉政文化建设，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文化主要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观念问题，我们很多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举两个例子，一个送钱的问题。怎么看给领导送钱的问题？我到法国去的时候，问政府官员，你们想升官吗？他们说，想。我说是不是要讨好领导？他们说，是。我说怎么讨好呢？他说，好好工作啊，自己的态度再好一点。我说难道你们不送钱吗？他说不能送钱。我说为什么不送钱呢？他说送钱在他们国家社会里面是不行的。给谁送钱呢？给乞丐。给领导送钱，领导不高兴，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一般的领导是这样的。还有个别的领导当然也需要钱，也收钱的，但是他一般不好收。为什么呢？法国管钱的制度很严格。在欧盟国家，一般都是用刷卡走帐的形式来进行交易，如果超过1万欧元，国家的监察部门和财政部门要查一万欧元的现金从哪儿来的？往哪儿花？他不敢收。咱们国家是什么情况呢？相反。再说马德这个例子啊，马德到了绥化当市委书记以后，非常贪婪，开始的时候谁送钱他还知道，最后谁送钱他都不知道了，谁没送他记得清。后来下属肇东市的市委副书记，年轻气盛，共青团干部出身，说我就凭自己的工作，绝不送礼，干那种卑鄙的事。马德说好小子，你等着吧，我非把你拿掉不可。后来这个副书记的朋友就说，这样下去你就完了，这么多年白干了，多不值啊。他想了想，动摇了，送了几万块钱。马德被“双规”以后，接着又把他“两规”了，结果开除党籍、政籍、公职，好在给他留个大面子，说你带有逼良为娼的情节，免予刑事起诉。在马德下面的班子里找不到一个能坚持到最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