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十七大精神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4）

第三点，有一些人原本就有的性格弱点和缺陷没有得到克服。比如说，韩桂芝很爱虚荣，胡长清爱占小便宜。所以在没有监督的作用下，这些弱点就得以无限放大。放大到什么程度呢？韩桂芝不是爱虚荣嘛，别人送礼，说好话，她非常高兴，但是她基本上不索贿，觉得索贿挺丢人的。胡长清因为爱占小便宜，很贪婪，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不但受贿，而且索贿。他当着那些大老板说，你们别想不开，给我送点钱，我现在当副省长，等我以后当更大的官，对你们有好处。在这些方面，就引发我们考虑很多问题。过去，我们经常把爱虚荣、占小便宜看作是小节，提拔干部的时候能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吗？就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紧跟党中央，是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但是说真的，那些话在实践中怎么能考察出来？所谓小节，性格上的弱点和缺陷往往注意不够，我觉得在干部考察中应该加强。我们到欧洲考察的时候，就看到，像法国，它对公职人员考察非常深入，不但是各级领导干部那样考察，就算招募一个公安人员，它也认为是代表政府形象的，绝不放过那些所谓小的弱点和缺陷。比如他们跟我说，招募公安人员，到哪儿去调查呢？到小学、中学，到上学的那个地方，问他的同学，问他家的邻居，说这个人从小有什么弱点和缺点。现在我们权力监督方面做得不够，在选人方面就得注意这个方面的事。

第四点，个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发生了问题。对一个人来说，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是一个大问题。古代郑国有一个宰相，他很喜欢吃鱼，一个行贿者就给他送鱼来了。但是这个宰相很清醒，他说，我现在的俸禄足够我吃鱼了，我如果收了你的鱼，可能就永远没有钱买鱼吃了。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年抓的腐败分子，就没有这么一个清醒的人，有的人貌似很聪明，像王宝森、陈希同，哪一个不聪明啊？像云南的李嘉廷，尉健行同志到那儿去的时候，他跟我们讲，李嘉廷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跟尉健行同志说，在云南当领导，你不要动烟，动烟就会出问题的；在四川当领导，不要动酒，动酒会出问题的。后来情况怎么样？他就是动了烟，所以出问题了。你自己那么清醒，为什么还出现问题呢？在利益面前，你自己就变得糊涂起来。有些干部就没有这种清醒的思维方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抱着侥幸的心里，以权谋私，一旦东窗事发，就后悔不及。我们抓的所有的贪官，进了监狱之后，没有一个不后悔的。他进来以后，一想，三个字“不合算”。你当省长也好，当县长也好，愁你吃愁你穿了？什么都不愁，都方便，但是现在可好了，什么都没有了，很多还是家破人亡，自己遗臭万年。因为别的问题，别的错误，别的罪，有时候在历史上是往往可以翻案的，但是唯独贪官，从古到今没有翻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什么罪错都不要犯最好，即使犯的话，也千万不能犯这个罪，这个错。有些人在思维方式上，在思想观念上，就搞不清这个事，算不开这个帐。实际上，这一点古人看得很清楚，像清代有个学者叫赵翼，他总结历代行贿受贿现象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叫“贿随权集”，就是说行贿总是围绕权力来进行的。人家为什么给你送钱呢？不是看你这个人好，而是看中你手中的权力，你能帮他办事，就是用你的权力来给他办事，实际上是给人家效力。像这方面，韩桂芝的体会很深，她说开始当省委组织部的部长，后来当分管干部的副书记，一直管干部，管了十几年，下面所有的干部对她简直是非常尊敬，非常恭维。有的干部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都管她叫干妈，有的还对她说，我要给你养老送终，天天去看你，她非常得意。后来还没等她“双规”呢，她当政协主席的时候，都表现出来了，她家再也没有人来了，再也没有人管她叫干妈了。韩桂芝自己挺失落，还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怎么能这样呢？”。她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人家对您送笑脸，送那些好话呢？是因为你有权力，能提拔人，你现在没有这个权力了，干吗还跟你说这些话呢。她也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有问题了。

第五个内因，就讲精神状态逆转。精神问题，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过去我们都知道两句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坚信这句话的人，都会把好人做到底的，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会动摇的。但是我们会知道和它相对的几句话，“善无善报，恶无恶报，何不去当土匪强盗。”像林冲就是个典型啊！本来是个老老实实忠于职守的人，为什么后来上梁山当土匪去了呢？他觉得当好人也没有得到好报。这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变化。这种精神状态变化以后，会使人走上相反的路。很多腐败分子出来以后，实际上他们的路也是这么走下来的，但是性质和林冲不一样。像原来河北丛福奎，他的问题主要是出在认为当省长无望之后，就不干了，开始信起佛来了，后来搞腐败，成了一个腐败分子。所以说，精神状态的变化，往往就会导致人的行为出现一些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从内因上，我们分析了五个方面。从外因来看，有五点应该注意，就是为什么导致一些干部不能正确行使权力的外因。第一点是长期执政的考验更加严峻。邓小平说，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这是他在50年代讲的。从现在来看，长期执政就更不容易了。为什么不容易呢？我认为它在三个方面考验了执政党和党的干部能否正确行使权力。一个就是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的考验。过去我们的一些老同志，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在他们眼里的群众是什么？是水。他们是鱼，鱼不能离开水。那时候对群众的态度，就是觉得群众确实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了不起，我们自己很渺小。执政几十年之后，现在的干部怎么看待群众呢？反过来了，说群众水平也低，不讲卫生，不讲文化，这毛病多，那毛病也多，在他的眼里，群众得靠领导管着。这种变化不光是思想观念的变化，重要的是脱离群众，更重要的是和群众离心离德，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们中国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典型的后果在苏联共产党那儿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知道，苏共已经垮了，苏联也解体了，苏共垮台的直接导因是8·19政变。1991年8月19号，正好我随团到莫斯科去访问。8月19号那天到苏联，第二天一早到红场去看，红场戒严，后来又到克林姆宫西边的议会大厦。当时有很多坦克在外边围着，但是在里边的那圈是很多群众，在那儿干什么呢？保卫叶利钦。后来我们又到苏共中央大楼门前去，那是什么状况呢？一个人都没有。这两个对比起来，我们很有感触。因为我们都看过电影，就是《列宁在1918》，列宁遇刺之后，住在医院里头，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在医院门口日夜保卫着，表现了党和群众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但是经过执政几十年以后，人民群众保卫的是谁呢？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中央，而是保卫共产党的最大反对派叶利钦。这种情况能不使你感慨吗？在苏联期间，正好赶上戈尔巴乔夫用两段话来来宣布共产党的解散。陪同我们的是个老共产党，当时我们就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作为参加多年共产党的老党员，对共产党解感到非常难过，但是这个党早该垮了，因为它和人民群众已经不是一条心了。

一个原来靠人民群众支持起家的共产党，后来为什么让人民群众抛弃了呢？最重要的是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长期执政以后，它脱离了人民群众，它理所当然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在苏联感觉到震惊的是，当时以为这种情况一出现，肯定有人上街打游击吧？因为按照苏联当时的法律，是允许上街游行的。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没有听说打游击的事，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上街游行。当时以为是我们光看到这一点点，后来回来才发现，媒体上报道，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上街游行，为共产党说一句话公道话。这种事不但让我们吃惊，也让西方媒体吃惊，让美国人吃惊，说怎么这么平静，共产党就下台了？它也感到不理解。所以，这方面我们要特别警惕。

这些年来，我们党对广大干部的教育还是比较好的，但确实有一些腐败分子，能够表明和群众关系这一点。在我们办的案子中，比如像安徽省的副省长王怀忠，他就公开说过这样一句话，宁可得罪10万个群众，也不得罪一个上级领导。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党群干群关系发生恶化的话，群众就会由载舟之水，变为覆舟之水。那是相当可怕的，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第二个考验，运用执政资源的考验。执政以后，我们可以调动的资源十分丰富，所以说腐败很有条件。陈云说，过去我们非常穷，很多人想腐败都没有条件，现在我们什么资源都有了，共产党掌控了所有的资源，这个时候腐败起来很容易。很多腐败分子的出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执政资源方面，如果我们滥用资源的话，最后也会失去自己的生机活力，最后也是一无所有的。

第三个考验就是执政责任的考验。我们党执政同过去地主、资本家执政不一样，他们是打天下，坐天下，享受天下。我们不行，我们是向人民承诺过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让所有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失信于民，就不会再执政。在这方面，我们的考验很严峻。为什么很严峻呢？因为我们面临的事情很复杂，如果不能正确行使权利的话，不会行使权利的话，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也得垮台。像这些年，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确实还有很多解决不好的问题，像“三农”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安全生产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哪个问题搞得不好，都会影响党的执政。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切实注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