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全面加强社会建设（2）

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社会建设的政策创新

为了加强社会建设，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十七大报告对于加强社会建设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很多新的提法。有一些过去我们长期讨论长期争论没有明确结论的，这次有了明确的结论；有的是过去提出过但并没有很清楚地强调的，这次也都加以明确强调了；有一些是过去从来没有提过的。我把这些政策方面的创新归结为如下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对于社会建设来说，特别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工作，具体特殊的意义。

第一，在优先发展教育方面，明确提出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这可以说是对我们前一段时间的讨论，甚至对我们以往20多年来实践的一个总结。教育这个事情，到底是一种公益性的事业，还是一种盈利性的事业？我们过去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曾经把大量的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一度时期甚至提出教育产业化口号，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乱收费，也还出现了这几年比较明显的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我们在教育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这一点认识上发生了偏差。国外的教育确实并不都是公益性的，我们国内的教育也有一些是私人办的，也不一定完全是公益性的，这些大家都是很清楚的，那我们国家、我们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到底应该是什么性质的？是否是可以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的？简单地说，办学是不是可以赚钱？根本目的应该怎么定？应该说，在过去，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这次十七大报告强调了教育的公益性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个判断对于今后我们国家教育的发展、教育体制怎么搞，是一个很基础性的判断，它的意义是将来在实践中，大家会看到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国家别的社会建设的事情都没有立法的保证，比方就业财政要出多少钱，卫生健康要出多少钱，还有其他的方面，只有教育是通过立法来确定的。比如说，规定了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要占GDP的4%，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来都没有占到4%，最高的时候也不过是百分之三点几。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教育，财政的投资是不足的。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近三年来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005年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为11.27%，不仅与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发展中国家，比方说泰国，2000年占22.44%；墨西哥，1999年占25.54%。而我们国家2005年才占11.27%，只相当于墨西哥水平的一半。1954年到2004年，我们城镇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增长了2.37倍。也就是说，由于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降得很低，所以家庭对教育资金的支出就要不断增长，增长了2.37倍，人均增长14.46%，大约相当于年均家庭收入增长的两倍。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怎么出来的？就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支出中占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家庭的教育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的5.3亿，教育支出在家庭支出中占的比例相当高，在政府的支出里面是降低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十七大报告强调明确了教育的公益性质，恐怕“上学难，上学贵”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局面就有望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变。

第二，在扩大就业方面提出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恐怕对于我们进一步的推进城乡统筹，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大家可能还记得，过去包括北京市在内，都规定农民工哪些行业能干、哪些职业不能干，以及在待遇、福利、就业岗位的提供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种种对农民工的歧视。我们前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城市职工的下岗就业问题，甚至把原来聘用农民工的岗位辞掉了。这是很普遍的做法，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做的。那么，这就不是一种平等就业的制度了。

第三，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可以说是创新点很多，我这里特别强调这次十七大报告一个新的提法，就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在以往20多年党的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的提法，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初的提法，大家都记得很清楚，是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好长时间我们是这么提的，显而易见是以讲效率为主的。大概在十五大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有了争论，就是公平和效率到底怎么提？有人提出，我们说强调效率，兼顾公平的，公平常常是兼而不顾了。所以，十五大报告里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大家还记得吧？当时理论界也好，文件的起草也好，费了很大的脑筋，改变了原来强调效率、兼顾公平的提法，变成了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个提法有较明显的进步，就是说区别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的过程，就是一次分配到发工资这一段时间，是根据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既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就要根据市场要素，根据你投入的资本、投入的劳动、投入的技术、投入的管理，即根据你所做的贡献大小来确定报酬，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决定的领域，所以就讲一次分配讲效率。当时，没有说一次分配也要讲公平的，大家去查这个文件，当时讲二次分配讲公平。二次分配就是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这个领域要讲公平。这个提法出来以后，大家感觉比原来那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好像更明确了一步，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20多年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涨。八十年代的时候，广东那边的农民工挣个六七百块钱、七八百块钱，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了，也只不过挣个七八百块钱，大概南方一些地方，20年农民工的工资涨了70多块钱，平均一年也就涨了三五块钱，或者是基本上没涨。为什么没涨呢？在于我们国家农民工的供给，就是经济学所揭示的是无限的供给，有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会来，你不干他干。我曾经在福建一个企业问一个台商，他是个制鞋企业，我说这么多年来，你这企业可是发了，厂房、设备、利润不知翻了多少番，但是农民工工人的工资基本上没动，少数企业甚至还有过降低农民工工资的情况。这个老板给我的回答理直气壮，他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涨工资？他不干还有人来干啊，不是市场嘛，都在市场上雇佣啊！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要考虑，光说一次分配讲效率行不行？一次分配难道就没有公平的问题吗？你这个企业赚了那么多的钱，都是应该进入老板腰包的吗？这个资本和劳动之间，应不应该有个合理的分配啊？那还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我给大家提供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说明这些年我们一次分配的问题越来越大，已成为劳资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从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来看，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2.1%，降低到2005年的37%。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以往二三十年来，GDP是以大概每年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是工人的工资劳动所得却在下降，这两条线是相反的。所以，在一次分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的突出，而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占的比重大约上升了二十个百分点。劳动收入降低了，资本收入当然就增加了，也就是这个钱没跑到工人的兜里，是一定要进到老板的兜里了，对不对？总有一个兜要进，这家少了，那家就要多了。而我们国家的这个比例，一次分配劳动所得所占的比重低到什么程度呢？比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低。初次分配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70%，我们国家才37%，相当美国工人工资所占比例的一半。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的平均水平，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国际的平均水平也都在60%左右。这是我们国家工人工资，不光工人，也包括一般的管理人员，也就是劳动者的工资占的比重比国际上的平均水平要低差不多一半。所以，总书记的这个论断纠正了以往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提法，改进了我们以往对这个问题，对公平和效率问题的提法，就是说，一次分配里面，也有个公平的问题。

第四，鲜明地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个在我刚才介绍的情况的基础上，到底应不应该对一次分配加以改革，也是这些年理论界和实践部门不断争论的问题。这个争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经济学领域有，在企业界也有，争论了很长时间了。大家知道的一些很著名的争论，其实都与这个有关。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那种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占的比例过低的状况要改变，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