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全面加强社会建设（4）

第七，进一步强调在医疗卫生方面要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体系。

正像以往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一样，我们用于医疗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低的。我们现在都反应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这件事情，是有点奇怪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用于卫生医疗的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你要和国际比较，还不能说是很低。我们的这个比例占GDP大概是5.6左右，高出了新加坡，新加坡才占GDP百分之四点几，但是新加坡能做到看病基本上是免费的。香港也是这样，香港的比例也没有我们高，香港大概不到5.6，是5.1—5.2%。但是，大家也知道，香港也能够提供免费的医疗。刚才我说的英国，完全由国家财政来包，所有国民看病这样的一个国家，一般情况下占GDP的比例也不过8%左右，高的时候也就达到10%左右。比较而言，我们这个比例在世界上不能说是特别低，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占GDP5.6%的卫生医疗支出中，政府掏的钱占的比例太低，只占17%，80%多是老百姓自己掏钱，这样才出现一个“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果不用老百姓自己掏钱，哪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啊？所以这次强调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险体系，这件事情实际上也在加速的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照原来的目标是到2008年覆盖全国农民的80%，但是这件事情广大农民要求很强烈，各地的积极性也比较高，可以说大概今年年底就可以覆盖全国农民的80%。这些说明我们总书记报告中强调的这些政策、措施，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第八，在社会管理方面，明确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在社会管理方面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是100%的中国特色。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绝大部分是一种别的格局，而不是我们这样的格局。我们明确了党的领导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政府在这里面的作用，包括社会组织、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的作用，还有老百姓的参与，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社会管理的体制。

以上所有的提法，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期推进社会建设的科学构思，表明我们对社会建设的诸多难点认识非常到位，政策针对性强，措施非常得力。就连社会建设的六个方面到底难在什么地方，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解决问题，十七大报告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使得社会建设的理论和社会建设的政策高度一致，这会对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关系

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不是一味的强调GDP，不是单纯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争取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建设也不再是纯粹的消费，社会建设不是单纯的花钱的问题。过去一讲社会建设，觉得似乎就是花钱，福利、保障、教育，都是投入。其实，对于社会建设这些投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投资，而且是更具长远意义的投资，是我们今后经济能够高质量的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今后新的阶段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均衡，或者说协调。

大家知道，我们以往，这还不光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在更长的时间内，我们国家都存在着经济和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那么，经济和社会这个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到底短到什么程度呢？我这里有一个表，是依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计算的卫生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大家可以看出，在这个表中，仅仅看卫生和教育这两项支出占GDP的比例最高的国家，比如瑞典、丹麦、法国、德国、古巴，占13.15%，次一点的像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占10%到12%。这不是全国的社会支出，只是计算了卫生和教育这两项。为什么仅仅计算这两项？因为这两项支出可比性比较强，其他有些支出不太好计算。再其次就是俄罗斯、巴西、韩国、泰国，占6%到7%，印度占5%。我们中国的比例比印度还要低，只占4.5%，也就是按比例来说，大概相当于比例最高那些国家的的三分之一，还不是数值的三分之一。

再看发展中国家中整个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这个比重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说，在所有的财政支出中，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占多少？实际上这个社会支出和公共支出，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大家看到，阿根廷是65.1%，智利65.9%，哥斯达黎加65.1%，巴西54.2%，墨西哥52.9%，秘鲁37.5%。在这里面，秘鲁算是最低的。我们国家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我们国家的比例，根据2006年的财政支出结构，刚刚达到21%，也就是相当于这些国家的一半都不到，有的相当于人家比例的三分之一，而2006年还是我们开始非常强调民生的一年，这个数可以说在我们历史上是最高的。可以想象，过去这个比例在一般的情况下可能也只有10%的样子。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也是非常低的。

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财政支出，因为社会建设也和经济建设一样，也是要投入的，特别是在当前，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矛盾。我们当前社会矛盾的特点和1957年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时候比较的话，当前的矛盾更多是集中在经济领域上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人们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别很少，八级工资，厂长挣七八十块钱，工人也能挣个四五十块钱，差别很少。现在我们的差别可就远了去了，所以主要矛盾是以利益不公平，差别太大的特点表现出来，而且社会财富过快的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差距达到或者超过了临界点。比如说，收入差距，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6，0.4就是国际警戒线了，全世界比我们国家高的没多少个。我们的城乡差别，3.28：1，我查了一下，全世界不要说是富裕国家，就是贫困国家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像我们国家这样，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差别太明显了。地区之间的差别，速度也拉大得很快。据我们的研究，人们对不平等的感受，或者对差距的敏感程度，在不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差别比较小，但也很敏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长期习惯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你也不多，我也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傻子瓜子，万元户，大家就议论纷纷，很敏感。后来经过很长时间，慢慢大家对这个收入差距拉大已经习惯，容忍度也比较高，但是我们发现，当这个差距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接近或者超过临界点的时候，这个灵敏度又开始提高了，人们对差别的感受又开始强烈起来。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们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那么多，上访、告状那么多，这和人们不公平感明显上升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征地拆迁。2004年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上访告状年，那一年引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开始变化。我刚才说了，1998年到2001年的时候，群体性事件上访告状主要是下岗职工，老企业职工的安排、待遇等问题是上访告状的主要原因，但是2004年那一年不同了，征地拆迁成了第一原因。那么，征地拆迁这个事情，这些年确实是各地比较头疼的，说起来，它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征地拆迁，仅仅理解为经济补偿，那你就很难做好。去年国务院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征地拆迁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我也到好多地方调查，我们很多做工作的同志跟我说，现在这个老百姓补偿标准越来越高，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要是问我们社会学家，那么我们的基本看法就是，千万不能仅仅把它看是一种经济补偿，不单纯是经济补偿。我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后面那个街叫南小街，南小街拆的时候我去看了，南小街原来很窄，两边都是小店铺。挨着街面，只有十平米，二十平米，你按照每平米多少钱补贴给我了，我也许可以到五环、六环之外买一个五十、六十，甚至八十平米的房子都是可能。我到城边上去买个房，可能比我原来住的那个面积还要大。但是我原来在那里，哪怕只有十平米、二十平米，但我开了一个小面包铺，做了面包有人买，那是我的生计，是我的生活来源，而如果我搬到六环以外，我烤的面包，卖给谁去，谁买我的？这里有我的社会关系网络，到那去了可能谁都不认识。所以，征地拆迁这件事很复杂，不仅仅是经济补偿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前些年对征地拆迁的补偿是偏低的，经济补贴不太高，后来确实是逐渐提高了。但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大家想想看，城里人的住房，农民的土地，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他的整个命根子，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看到它的矛盾的复杂性。去年，我们到广东去调查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们介绍了张德江书记关于征地的这么三句话：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项目，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到协议的项目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项目不能开工。而且说，今后如果发现谁越过了这三条红线，引发了群体性事件，一律免职查处。所以，广东东莞我们去调查的时候，有些地方提出零上访，就是不能因为征地拆迁引起上访事件。他们还提出一户一测，家家户户有针对性地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