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2）

儒家思想为什么对佛教和道教有那样的包容？这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争议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儒家也是宗教，老辈学者中以任继愈先生为代表，他在中国哲学史和佛教、道教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但陈寅恪先生讲，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还有很多大家也主张儒家不是宗教。我是完全赞同儒家不是宗教这个观点的，因为它不是宗教，所以才跟道教和佛教不发生冲突。这样的状况到宋代发生了一个极大变化。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和我们常讲的“二程”——程颢、程颐，当然宋代还有另外的大师，比如张载、周敦颐、邵雍，他们也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们各有所长，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几乎所有宋代的思想家都受佛教的影响，还有一些人受道教的影响。以朱熹为代表建立起的理学体系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它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如果儒释道三种思想不能融合，就不会产生理学。 

有人会问，既然儒家不是宗教，为什么常常跟佛教、道教列在一起呢？因为儒释道是我国三种最主要的思想，还有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儒家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重视教育，而佛教、道教也有教化人的功能。所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宗教，没有一种宗教是叫人作恶的，这样的宗教存在的道理就是教人向善。在教人向善这一点上，不同的思想可以“同归而殊途”。

第三，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

儒释道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这三种思想在中国各自发展，而且各有分工。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道教和佛教思想属于在野思想，它们在民间社会发育。从这个角度来看，儒释道这种互补的形态也是中国文化多元并生的一个表现。

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从中国文化的发生上看，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这点过去人们讲得比较少。过去一讲到中国文化就是黄河文化、黄土地文化、内陆文化等，但至少今年我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没看到回应我意见的人。我认为过去把中国文化归结为黄河文化一源不那么恰当，实际上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是不同的两源。长江文化的特征跟黄河文化有根本的不同，从审美层面上来讲也是不同的。最早诗歌的代表在黄河文化是《诗经》，长江流域代表性的诗著作是《楚辞》。我们在长江流域的诗歌当中可以看到浪漫的事情，而在黄河流域的代表作当中我们看到诸多的写实主义描写。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造型非常特别，精细伶俐且充满了想象力，这个文化跟黄河流域的很不相同，我们在黄河流域看到的是写实主义，风格是朴厚、敦实、厚重。

长江流域的文化跟黄河流域的文化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黄河由于泥沙堆积过多，不能畅所欲为地通航，而长江自古以来就给我们航利之便，一直通到入海口。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长江文化已经多少带有一定的海洋文化特征？如果我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文化的发生应该是两元的，至少有黄河和长江两种不同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不间断的文化，而这个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概念跟文化不一样，虽然我们有这么好、这么丰富的文化，但提到传统却不能不承认，在当今的中国人身上，传统留下的痕迹是比较少的，原因就在于从晚清到民国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文化发生了大规模的流失。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文化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同时中国文化本身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走入现代的步伐太慢了。当16世纪英国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当西方各种现代发明出现的时候，中国的康熙、乾隆时期还在闭关锁国。英国人李约瑟找了很多汉学家一起写了一部中国科技史，对中国的古代文明给予高度评价，但没有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现代科技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去年我们文化所有个聚会，杨振宁先生也来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卫星上天了，航天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民用科技、日用科技的发展却达不到相应的高度呢？

长时期以来我们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要和传统彻底决裂。近年来我们的思想有一个改进，至少认识到现代化跟传统不一定是势不两立的，传统可以成为我们的资源，使我们的现代化具有中国独有的特征。迄今为止，世界上现代化模式最早的是欧洲模式，因为工业革命从那里开始，后来是美国模式、北美模式。现代化模式辐射力最大的还是美国模式。当亚洲的现代化兴起以后，亚洲各个国家所采取的现代化模式跟欧洲、美国已有不同。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不利于现代化的，可是我们看一下日本，它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在文化方面保留了许多本民族传统的东西，日本的现代化跟传统没有脱节。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中国的现代化也没有理由跟传统脱节。

如今，传统文化还有什么用呢？整体上讲，它跟现代化不矛盾。过去我们长期跟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道德规范完全决裂是不对的，很多过去的道德规范到今天也没有过时，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过去。比如在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都提倡“孝”，像“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搬到今天就不完全对了。但“孝”的一个基本的内核是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那就是尊敬，这个规范绝对不会随着历史的流变而不适用，甚至我觉得“敬”具有永恒的价值。

在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作为文化的一种资源，对现代化不起主要作用，而是起补充作用，这是讲传统文化。改革开放30年来，在传统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对传统采取一个不那么决然的态度，有这样一种共识，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建构是非常有好处的。而所谓的国学热也是在传统文化热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近几年国学确实热起来了。

什么是国学

究竟什么是国学，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考究的问题，全世界到现在看法并没有一致起来。首先明确一点，“国学”这两个字中国古代常常出现，在《礼记》里就有，到宋代这个概念也还常出现。比如江西的白鹿洞在宋代开始建立书院，而在这个书院正式建立之前，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叫庐山国学。古代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而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国学实际上是指晚清以后与西学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名词。

关于这个概念的产生时间，有人认为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出国学这个概念。在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的最后一节讲到小学课程设置的时候，他也用到了国学这个词。我们判断，这个国学不是宋代那个国学，也不是《礼记》里面的国学，而是指在西潮冲击下，跟西方相比较的中国学问，它的内涵就是指中国学问。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旧学、中学与国学概念相同。

1922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办国学门，1925年清华办国学研究院。1923年《国学季刊》出版，《国学季刊》的发刊词是胡适写的，胡先生在这个发刊词里面讲，自从章太炎先生写了《国故论衡》一书，其中使用了“国故”这个词，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过去我们模模糊糊觉得国学就是中国的旧学，就是中学，就是跟西方学不同的那个学，胡适第一次把它明确化，国故就是中国过去的制度、人物、语言、风俗，研究国故的就是国故学，大家觉得胡适的这个定义还不错。

到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学术界不约而同地用另外一个概念解释国学，他们认为国学是中国故有的学术，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等。这实际上讲的是学术史的那一套。到现代为止，学术界大多数人还在使用这个概念。 

最早质疑国学是国故学这个概念的是马一浮先生。马先生是20世纪了不起的学者，他的学问好的不得了，据说他是中国唯一读完四库全书的人。有一年绍兴县试，后来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当时都在那儿应试，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鲁迅和周作人，他们两个人考了第几名呢？一个第九，一个第十一，而马一浮考了第一。我国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竺可桢到浙江大学当校长之后，立刻去拜访他，请他到浙江大学任教，可就在这时日本打来了，浙江大学需要从浙江杭州迁到江西泰和，竺可桢派车把马一浮接过去，他就在浙江大学开讲座，这是1938年的10月，这个讲座的名称就叫国学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