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

最后来看一看我们的近邻泰国，泰国在1962年和韩国一样也是从110美元起步，直到1988年人均才突破1000美元，又是经历漫长的等待之后，到2007年才突破3000美元，2009年实现人均3700美元。在渡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总共经历了11年的徘徊期。社会矛盾尖锐，红衫军和黄衫军相互对立，对泰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同韩国、巴西和泰国相比较，中国1962年起步是70美元，2001年突破了1000美元，到2009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590美元，已经很接近泰国了。所以，在“十二五”期间，如果我们能进入中高收入组，那是了不起的成绩。十七届五中全会给出这样一个判断，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就说我们从人均国民总收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如果我们能够像韩国那样，在顺利越过低收入陷阱和中低收入陷阱，如果再能顺利越过中高收入陷阱，解决好今后这段时期方方面面的矛盾，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中高收入，再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就可以进入高收入组。

由于我们的人口基数很大，现在人均3600美元已经是总量世界第二，那么到了“十二五”规划以后，进入到人均5000美元，就有希望赶超美国。

“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和主线

“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制订“十二五”规划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拓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就是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是要坚持科学发展。在规划建议里提出了四个更加，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十七大报告中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列在“四个更加”之中，从一定角度上反映了“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加重了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的内容。那么，贯彻科学发展的主题，就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接下来建议里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全领域。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就更加凸现出来。此次全会就全面地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我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从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化上看，我国的GDP扣除了物价影响之后，以1952年为基数100，到1978年到改革开放之初就是471，再到2009年是8775。从1952年到1978年这前26年，也就是指数从100到471，年均增长为6.1%，从1978年到2009年这后31年年均增长9.9%，从6.1%上涨到9.9%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从1952年到2009年整个57年上看，年均增长是8.2%。按照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们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改革开放以来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80年的时候我们排第七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之后。第一个十年过去之后，我们的总量虽然扩大了，但是世界各国也在发展，到1990年我们的排位倒退了三位，被加拿大、西班牙、巴西超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第二个十年实现了小平同志所勾画的蓝图就是到本世纪末人均八百美元雄心壮志，从总量上来讲我们在这第二个十年稳定地超过了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和巴西，一直稳定了五年，从2005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先后超越了法国、英国、德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今年我们将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季度上来看，我们的第二季度单季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当时国内国际又发表了不少的评论来关注这件事，今年从全年来讲我们超过日本已无悬念。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是10%的增长，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常说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概括地讲就是“三高五低”，“三高”就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五低”就是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到来之前，我们常将“五低”作为自己的优势来推动出口。国际金融危机一冲这个优势都变成了劣势。

粗放型经济增长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结构性的矛盾，常说的结构性矛盾大约有这么六个方面：

一是内需与外需不均衡，特别是这几年我们外需扩张的比较快，内需则相对不足，而外需又是靠“五低”的优势实现的，那么国际金融危机一冲，我们的“五低”的优势又变成了劣势。

二是投资与消费的比率不协调，投资所占的比重这几年越来越大，消费所占的比重不断地下降，背后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中低收入提高的很缓慢，投资消费的比率不协调，它隐含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在扩大，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报酬和收入增长的不快，这就是消费相对来说又不足。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过去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今后我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中就要转变为以消费、投资和出口三架马车共同拉动，要把消费的拉动放到首位。

三是产业结构不协调，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基础不稳固，很大程度上还要靠天吃饭。第二产业以工业为主，加上建筑业，产业规模大而不强，技术水平落后，污染严重。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第三产业增长的比较快，近些年来第三产业的比重又陷于停滞。

四是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这很大程度上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不平衡使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绝对的不平衡有一些扩大。

五是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

六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经济发展这条腿长，社会发展这条腿短，医疗卫生、养老、教育、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来讲滞后。发展过程中的中低收入陷阱，中高收入陷阱都是因为经济发展跟社会发展不协调引起的。以近几年的环境污染事例来讲，过高的增长以后有一些就不顾环境，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上就有些滞后，突发事件不断的发生，比如今年三月湖南省郴州市儿童血铅中毒事件，血铅中毒属于重金属中毒，污染源是村子里面的一个废铅回收厂，这个废铅回收厂周围捧起一把土都是含铅的泥渣。去年八月《人民日报》曝光陕西省凤翔县有600多名儿童血铅超标，没有那么多病床，就把医院的会议室赶紧开辟出来做儿童的病房，当时受害的家属们拿着化验单在东陵冶炼公司的工厂门口抗议。此事刚被曝光，《经济参考报》又报道了湖南武冈市1300多名儿童受到血铅污染，造成污染的工厂是2008年5月份建成投产，自始自终没有进行过环境评估，没有办理任何的环境手续。据《人民日报》今年八月的综合报道，今年以来相继发生江苏大丰、四川荣昌、湖南佳禾、湖南郴州、甘肃瓜州和湖北咸宁六起血铅超标事件，去年湖南、陕西、福建、河南等地相继发生六起铅污染事件。这类重金属污染的事件是长期环境污染积累的总爆发，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企业，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对低水平产能缺乏有限的监管和治理。

今年一到八月环境事件频频发生，全国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31起，仅七、八两个月就28起，平均不到两天发生一起，那么刚才是说环境污染，我们再说一下水污染。比如去年发生的盐城“2·20”特大水污染事件，2月20日早上，盐城市人民群众发现水龙头里出来的全是臭水，第二天盐城市赶紧用消防车来运送安全用水，全市的居民都拿着桶到消防车上接水，结果在处理这个事件当中，按照污染罪来处理已经不够力度了，就按投毒来处理，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09年8月14日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2·20”特大水污染事件的嫌犯，原盐城市彪兴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决定对胡文彪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这是我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当时在法律界也引起了一阵热烈的讨论。

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一系列的结构矛盾，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受到能源、矿产资源、土地和生态环境的严重制约，受到各种成本上升的影响，受到国内消费需求狭隘的限制，特别是容易受到国际上经济、金融等风险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方式问题更加凸现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从国际的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上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的经济大环境发生了三大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处在大变化、大调整中。一方面，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仅迫使我国要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化为集约型的增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要转变增长方式。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当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原有的过度负债消费的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不可持续，面临着深度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依靠过度发债消费模式，寅吃卯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受损，由此，使得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不振可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一方面也加剧了他们国内的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得国际市场的需求下降。今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不断拿人民币汇率升值来向中国施加压力，背后的原因就是失业率高企。因为十月份要进行中期选举，面对着这么大的失业大军，民主党的选票肯定要丢不少。2007年1月美国的失业率是4.6%，这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到了2008年的5月，失业率上升到5.4%，微微的有点上升，9月之后金融危机爆发，冲到了2009年的最后，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失业上升到10.1%。所以，高失业对美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安定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指责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中国的产品标价用人民币转成美元就便宜了，冲掉了美国工人的岗位，要求人民币必须升值。在目前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民币小幅的升值我们还可以承受，如果幅度过大，比如像美国要求我们实现20%—40%的升值，我们的国力是达不到的，升值的时候人民币值钱了，换美元换的更多了，但是一旦国际市场上有一个风吹草动，国际上的投机商拿人民币来做投机的话，很快就可以把我们人民币的高估给压下来，就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冲击的是泰国，泰国从80年代中期高速增长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结果国际金融投机商拿泰铢一冲，就把泰铢一夜之间就给冲贬了，整个泰国十年的高速增长所取得的成果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此，我们没有这么大的经济力量来抵挡国际上金融投机商对货币的冲击，我们还不能大幅度的来升值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