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2）

儒家的治国思想

儒家的治国思想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治为本、以修身为本和以家庭为本。

第一，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其实并不是儒家最先提出的。它最早见于《管子》。从西周以来，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在不断的发展，它包含有不同的角度和意义。首先，在西周思想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阐述的是在处理人和神的关系上要以人为本。它所反映的是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两千五百年这一段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文主义思潮对宗教思想的一种胜利，这一胜利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也说明了中华文明能够不断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突破了古代宗教敬天、敬神，将“天和神”放在第一位的思想束缚。因此，春秋时代有句话说：“夫民，神之主也。”意思是说人民是神的主体，神是要依人而行，要依赖于人，要按照人的要求而行。民是神之主，体现了在人神关系上的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其次，在早期的儒家思想里也讨论了制度同人的关系。其中最经典的是《荀子·君道》中提出的“有治人，无治法”。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很重要，但法毕竟是人制订的，仍然取决于“人”，因此，“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再完善的法律，也要由正确的人来行使。这个人是君子，法才能发挥好的作用，反之，就会适得其反。最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它倾向于重视人际关系，而不是仅仅讲个人。

所以，在儒家思想中关于以人为本方面，一个是突出人和神之间，人的重要性。另一个就是制度和人之间，更看重人，而不是迷信制度，不是迷信法律、法度。最后一个是包含对人际关系的重视。

第二，以民为本。这是比以人为本更为具体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讲究实际的，所以民的问题特别突出。在今天，我们仍然非常强调民的问题，这一点在我们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思想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西柏坡考察学习时提出，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种政治价值跟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有直接的联系。这种民本思想来源相当古老，《尚书》中有一篇叫《泰誓》，《泰誓》是商朝人的思想，经过了周朝人的改造，收录在《尚书》中的《周书》中。它说：“民之所欲，天地从之。”意思是人民的欲望，老天爷一定是要顺从的。民意化的对天、对宗教理解，是中国人的特点。《尚书》中还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明确地表示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

儒家思想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民本思想，在《孟子》中体现的尤其明显，可以用一则故事来充分说明这一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喜欢《孟子》，因为《孟子》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是讲民本，而把君主放在很次要的地方。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就命人要把《孟子》里面关于民本的话都给删掉。这时，满朝大臣都跪在地上不起来，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孟子所代表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现在用政治权威把道德价值铲除，这是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最后，皇帝只好妥协，就命人重新编了一部《孟子》，叫《孟子节文》。朱元璋死后，《孟子》一书才得以恢复原文。

《孟子》里也提倡要把善政和善民分开。比如《孟子》里讲：“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就是很有效，很会管理，井井有条。善教是善于教化人。孟子认为，这两者都是政治家的政治管理方式，但是并不相同，善政不能得民，善教可以得民。接着，孟子又说：“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就是说有效的管理，只是让民众在行动上服从，而善教民爱之。善政和善教在他看来这是两种不同层次的政治管理，而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善教。而之所以善政和善教有这样不同的效果，就在于这两句话，即“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我们的法律、政策很有效地推行，政府的财政税收很充沛，那是善政得民财。但是，只有善教才能得民心。

儒家的治国思想，把有效的管理，有条理的秩序，公正理性意义上的管理看作是治理的初级层次，而始终把得民心，得到人民的爱戴，看成是政治的最高程度，看成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这套思想不仅对中国的政治领导阶层有影响，而且对老百姓也有影响，百姓会从这一角度来衡量政府管理的成败。这就是政治文化作为价值对政治的一种影响，一种制约。不能小看传统文化的意义，因为传统文化已经变成了一套价值，大众以此来评判所处的社会、政治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