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苏两个大国为主的冷战环境,给当时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估计战争的危险的确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实际上在此前后我国被迫进行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等。这些局部战争对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1964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第一次提到了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再次提出了新的战略防御设想,这个设想的要点是敌人可能从多处入侵我国,我们应该处处备战,提高警惕,根据敌人的来势以决定主攻主防的方向。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担忧和告诫没有道理, 20世纪60年代对战争准备的认识和相关工作已经成为国家极端重要的考虑。有备而无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会做出的反应,但如果对战争到来的危险估计的过于严重,也会形成政治上一系列难以估量的影响,特别是迫使国家把经济建设放在了服从于战备的地位上,同时战争准备也明显强化了国内政治领域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识,这也是导致“左”的错误在一个较长阶段得不到纠正的重要原因。
其二,怎样准确地估计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向在当时颇为重要。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工会运动、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左翼运动相互激荡,蔚为壮观。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图景不仅在我们国内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也都引起了对社会前途和发展命运的一些新的猜想。1963年6月,美国密西西比州黑人领袖遇害,随即引发了美国全国性的抗议运动,一个全国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在美国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继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人就形成了资本主义面临总危机这么一个印象,这也使得我们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突破趋向乐观,得出了“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等一些判断,这些判断一方面增强了我们党对我们现行制度和体制进行分析时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对社会主义进行调整和改革的紧迫感。
其三,怎样正确看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骚乱,波兰发生的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波苏矛盾得到了和平解决,而在匈牙利抗议活动就演变了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苏军的坦克开进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平息。波匈事件发生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经认为在中国不会出现像匈牙利那样严重的情况,但到1957年情况有些变化,党在开门整风中出现的一些右派言论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有的言论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党天下,要求和共产党轮流做庄;有的言论还攻击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面对这些极端的言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警觉起来,将其视为匈牙利事件在国内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就做出了反击右派的抉择,对右派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评。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进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右派分子毕竟只是少数,由于波匈事件的影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的掌握,从而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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