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一九二九年六月底至七月初）]

　　中央接到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之总的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过去一切决议案上通告上以及对各地的指导上所发生的语句上的策略上的错误，必须加以切实的纠正，特通过下面的决议：
    （一）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特点
    1．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方〔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
　　2．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渐次打破中国农村的半自然经济，同时使广大农民群众急剧的破产。因此，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极大多数的农民沉沦到极贫苦的地位，同时也发生了极少的富有的分子（富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维持着中国的封建势力的剥削，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使中国农村经济，停留在半封建关系之下，极困难的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
　　3．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农村中发生广大的破产失业的群众，遂造成中国军阀军队的基矗帝国主义又利用军阀来统治中国，加以极力的维护，使国家封建制度残余形式的军阀，又恢复起来。于是军阀对于农村之各种各色的残酷的剥削，更加甚了农村的穷困与荒废，因此军阀的剥削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最不能忍受的。
　　4．中国土地的分配，各省的情形虽有不同，但是就全国讲，大部分的土地仍是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同时大地主很少，中小地主占优势。这些中小地主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日渐穷困，因此更残酷的加紧对于农民群众的剥削，并且地主愈小，剥削也愈加厉害。这样就使广大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更加尖锐，而积极的为土地革命而斗争。所以中国的土地关系，在土地所有关系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森严（即是说富有的农民很易变为地主），但在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与地主阶纸的对立却非常尖锐。
　　5．中国的乡村政权，完全掌握在豪绅手里，极力镇压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反抗，可以自由屠杀农民，抽收捐税等各种的特权，并且有他们专为镇压农民的武装（民团，保卫团……等），所以豪绅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同时豪绅又为帝国主义在乡村中的买办，军阀的瓜牙，常常还兼是高利贷者，所以中国农民反对豪绅的斗争更特别的厉害。
　　6．中国乡村中的自然经济日益打破，贷〔货〕币关系日益发展，广大农民群众需要金钱日多，于是发生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并且这种剥削常常是极残酷的。在农村中高利诱与商业资本虽然与帝国主义城市资产阶级有密切关系，但是直接经营者还是豪绅地主与富农，绝少专营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的人。所以农民群众反高利贷的斗争，常常与反地主阶级的斗争联系在一块。
　　7．因为帝国主义的侵掠，阻碍着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使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日益残酷，高利贷的利息日益提高，于是使中国农民中的富有阶级，觉到剥削雇佣劳动的利益还不如出租土地，放高利贷所得的利益多。所以富农有了资本便买土地出佃，和投在高利债上去，而不愿扩大自己的农业经营；这样，就造成中国富农之效具半地主半封建性。
　　8．经过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把农村中最贫苦的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主要在南方各省；这样，一方面使土地革命的斗争，益加激烈，同时也就促进了农民中的阶级矛盾（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
　　9．在中国北方各省（如何南，山东，顺直，山西等）土地关系与农村经济还有他的不同特点：第一，土地分配上，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比较少，而农民占有的土地比较多，所以自耕农比较多，佃农比较少。第二，这些省份工商业不如南方这样发展，因此军阀的剥削大部分都是出自土地，于是军阀是经济上的大地主的意义更加明显，所以北方反军阀苛捐杂税的斗争，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三，因此，农民群众与军阀大地主对抗的形势异常尖锐，而农民中阶级斗争的形势没有南方这样激烈，所以现在北方的农民斗争，虽在全国土地革命的波浪之中，但还停留在土地革命的初期。
　　10．满洲的农村经济在全国中具有稍异的形式。满洲除掉与北方农村中具有同样的自耕农较多的条件外，富农经济已渐发展，而“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亦渐渐向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中进行，于是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农业公司已渐渐出现。但这种农业经济，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居多（即仍旧采用出租制度），且还遇着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如东三省的大小军阀多兼营地主经济，他们剥削而来的金钱大多用在扩充军队，以备争夺关内地盘上头，很少有余资投在农业的改良和技术的增高上头，且因其城市剥削的不足，必然要增加苛捐杂税及于乡村的自耕农，而军阀的地主经济亦遂多用租田制度以剥削佃农。因此，满洲农业的资本的发展仍然是非常之慢。南满一部分小农的破产与关内破产失业的农民不断的移到满洲去当佃农雇农之生活的痛苦，都成为满洲农村斗争的主要动力。故满洲的反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地主的封建剥削，及乡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有相互关联而成为同等重要的斗争。还有一点，南满一带有日本资本投在农业上，组成很多的农业公司，如南满铁路会社，满洲棉业会社，关东厅等经营的烟草棉花等农场，以及其他方式的经营，而中国的富农经济亦多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的，所以满洲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亦必然要紧靠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从上面这些农村关系的特点，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1．目前中国农村中一般的主要矛盾，是反军阀地主豪绅之土地革命的斗争，就是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并且这一矛盾经过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点也没有减轻，而且还是日益尖锐的形势。
　　2．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一般的说不是纯粹的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
　　3．农民中的阶级分化，已经日益显明，尤其是经过激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地方，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已经日益激烈起来。
　　4．托洛斯基主义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已经不是农村中主要的形式，所以现在农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经不是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而是反各种各色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从上面分析的现在农村中经济关系的特点看来，充分证明是一种无稽之谈，这就是他们走上了取消主义的根本原因。
　　（二）现在中国农村斗争的情形
　　1．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广大的农民群众，虽然受到军阀豪绅地主残酷的白色恐怖的镇压，但土地革命的斗争，不只是没有消灭，而且是继续发展。农民的自发暴动，游击战争，从未停止，北方反军阀的群众斗争与南方各地红军活动的扩大，充分证明农村中土地革命斗争尖锐的形势。
　　2．国民党曾企图以各种改良的方法（如二五减租，减轻田赋等）来缓和这一矛盾，但是这一企图完全失败了（如各省正式宣布取消二五减租，百分之一的田赋政策一点没有实行）。这是由于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同时中小地主占忧势，只有加紧榨取农民，以更残酷的方法来镇压农民的反抗，才能维持自己的崩溃，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这种改良的办法。因此，国民党这种改良的办法始终是一种企图，决不能解决农村中的矛盾与经济危机。这样就使国民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始终是建立在地主豪绅上，同时正因为他的阶级基础是地主豪绅，更不能实行任何改良的办法。
　　3．在农村斗争初起的时候，富农还参加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但是他极力想夺取这一斗争的领导权。
　　到了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尤其在斗争失败的时候，便很快的走到反革命方面去；如鄂西富农实行对雇农的抵制，闽西暴动危急的时候，富农是首先主张调和者，平浏赣西富农言先“反水”都充分证明富农的动摇与反革命性。
　　4．雇农要求改良劳动条件之反富农的斗争，在各省都已渐次发展起来。
　　5．北方农民斗争还停留在一种原始的形势〔式〕之中，广大农民的组织还多半是一种半封建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斗争的主要内容反对军阀苛捐杂税等一切残酷剥削，斗争的领导还攥在中小地主与富农的手里。农民的阶级斗争，还不激烈，因此，斗争的形势便更易为中小地主与富农的领导而走入与军阀大地主妥协的道路出实广大农民。同时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各派便看中了这一必然妥协的力量，常常勾结他们与另一派军阀冲突，以争取反革命的领导，使农民解放的运动归于失败。又一年来西北的大灾荒，更加推动农民斗争激烈起来，因此遂发生陕甘等回民的大暴动。
　　（三）党在目前农村斗争中主要的任务与策略
　　1．目前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澈底完成土地革命，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了〕乡村中之封建基础。
    2．完成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是两个不可分离的任务，因为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中国农民的工具，所以帝国主义极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要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必须澈底的完成土地革命；要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必须澈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3．中国资产阶级早已叛变革命与封建势力妥协，他对农村中改良的企图只是延长封建势力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之反革命的作用，所以要完成土地革命，必须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与他对农民的改良欺骗。因此对于现在资产阶级任何一派（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党必须毫不放松的在农民群众中攻击他们的欺骗。
　　4．因此，党在农民斗争中的总的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因此，这一革命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至中农止。
　　5．中国富农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是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
　　6．在农村斗争初起的时候，富农虽还参加反军阀地主的斗争，但党必须看清富农反革命的不可免，坚决的领导雇农贫农的斗争，扩大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极力巩固与中农的同盟，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
　　7．党应极力发展雇农独立的组织，领导雇农为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提高雇农的阶级觉悟，同时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之最积极的战士，要告诉他们不应该离开一般农民反对封建势力争取土地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雇农在一般农民斗争中的领导。且在实际上，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必然要发展到反对富农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又多因富农兼有半地主的剥削，以至发展到没收他的土地，或者因其拒绝雇农要请增加工资而封锁农场，则结果不是由党引导雇农走上共耕的道路，便是由雇农自动手的没收其土地——这是在土地革命深入的阶段必然的现象。
　　8．现在北方各省农村阶级斗争虽还不激烈，大多数富农虽还留在反军阀战线之内，但党必须毫不犹疑的执行上面指出的路线，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以严防富农之必然妥协以至反革命，以斩断国民党利用农民的前途。当然整个斗争之主要口号，仍然是反对军阀一切残酷的剥削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9．在满洲的路线应该是：反对军阀一切残酷的剥削，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反对乡村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应当平列着互相关联着成为满洲农村斗争的主要内容。因此，雇农与贫农之基本力量的树立，中农的吸收，仍成为乡村中巩固的革命战线，而富农则毫无疑义要走向反革命方面。
　　10．因此在组织上也是一样，农民协会必须以雇农贫农做基础，而吸收广大的中农加入，原则上拒绝富农加入农协：如果富农现在还留在农协之内，必须坚决的加强雇农贫农在组织上的力量与富农争夺对中农的领导，以至肃清富农于农协之外。同时加坚雇农独立的组织，已是目前迫切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放松。雇农一面要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同时加入农协，形成雇农小组，以便在农〈协〉中起核心领导的作用。在苏维埃区域，如农协还有群众所信赖而未取消，我们不应采取机械的取消办法，而应先加强苏维埃在群众中的领导与组织作用，以减少农协作用，以逐渐这到取消农协目的。雇农工会则应独立的永远的存在其组织。
　　11．党在农村中的发展基础是雇农与贫农，但同时要巩固党在乡村中无产阶级的核心作用与领导力量。党必须坚决的拒绝富农入党。
　　12．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这就是说，现在不是组织暴动而是准备暴动的时候。自然在现在农村中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农民的自发暴动与游击战争不可避免的要不断的爆发。党对于这些自发的暴动与游击战争应当坚决的领导与扩大以深入土地革命，而扩大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党必须使城市工作与农村农民斗争有适当的配合与发动，以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
　　13．党要实现动员广大群众的任务，必须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粮，分粮，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等，来发动一切被剥削压迫的群众的斗争。如果认为在农村中只有武装暴动，没有日常斗争，这完全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左倾思想。不过同时要认清现在农村阶级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地主常常用残酷的武装压迫，所以农村斗争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因此，在斗争发动和深入的时候，党必须坚决的有计划〈的〉去领导这种武装斗争。
    14．现在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广大农民群众日益穷困失业，军阀地主豪绅为着消灭农民的土地斗争，实行把农民向他处移殖（如山东顺直的移殖满洲，广东福建的移殖南洋）。党必须在农民中揭破他们这种破坏农民土地革命的阴谋，告诉农民移殖他处，还要更加痛苦，领导他们向本地的军阀地主豪绅作坚决的斗争，以争得土地与生活的改善，以深入土地革命。至于农民自动的移殖，党必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力争移殖的便利的条件（如提出地方公款津帖农民，轮船火车免费等），这样也就可以把他们消极的移殖，转到积极的向军阀地主豪绅进攻。
　　（四）过去的错误与现在党内不正确的倾向
　　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
　　1．机械的把富农分成资产阶级性的与半封建性的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在现在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上每一个富农兼有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剥削，尤其是在他发展的前途上，资本主义的与半地主的两个前途，互相纠缠着。并且因为整个经济条件的规定，尤其是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控制，使他更易于走向半封建半地主的前途。这样就使富农更接近于地主阶级。过去这样机械的分划，的确是策略错误主要的来源。
　　2，把富农的资本主义的与半封建的两个性质，机械的分划，于是得出了反对他的半封建性而不反对他的资本主义性之奇怪的结论。其实同一富农，既然在他的半封建性上决定了他必然走向反革命，决没有又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性而参加革命。同一富农可以兼有资产阶级的与半封建的两种不同的剥削，但是不能同时兼具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行动。既然因为他的半封建性走到反革命方面去，那么，我们当然要同时领导雇农贫农坚决的向他斗争。
　　3．即使乡村中有很少的富农非兼有任何封建剥削，而只是拥有雇农，但他与地主阶级并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土地又分划的极小，大地主极少，使富农看着剥削富〔雇〕农与兼营商业资本高利贷，堆积金钱，以购买土地，而将自己也变成地主去剥削佃农，要比参加农民为土地的斗争，轻易得多，实惠得多。加以过去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深入的教训，使他更轻易了解妥协要比革命还更有利于他自己，所以过分的估量他与封建势力的冲突，以为他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便不会妥协，以为他会因希望没收地主土地，而会放弃高利贷的封建剥削，实在是错误的。
　　4．因此，党对富农的策略发生极大的动摇，或认为“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或认为“无条件的反对富农是不对的”（二中全会的总结通告）；或使党的策略路线受富农态度的支配（六次大会农民决议案）。甚至提出联合富农的口号（如中央对朱毛的指导信），尤其错误的是因联合富农而牺牲雇农的利益（如江苏淮阳恐怕富农反革命而要雇农减低要求）。这些错误，尤其是联合富农的错误，可以妨害党领导农民斗争完成土地革命之急迫的任务，而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
　　5．现在党内脱落斯基主义与机会主义，他们对于农民的策略上也是提出反对富农的口号，但是他的观点与党的路线是绝对不同的。他们从他们抽象的认为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观点出发，因此不管事实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占优势，所以要反对富农，这是照国际来信指出现在中国农村主要的矛盾是反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反对富农主要是因为富农是具有半封建性的观点是绝对不同的。因此他们对中农的策略就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认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因此，他们的策略是使“中农中立”。很明显的在现在农村中，中农是一样的受军阀地主豪绅之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群众，他们为土地而斗争的要求是异常迫切而坚决的，所以党必须坚决的巩固与中农联合。如果采取使“中农中立”的政策，客观上就是削弱土地革命的力量，使雇农贫农陷于孤立而失败，这是极严重的错误的策略。党必须坚决的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然后才能执行正确的策略。
　　这一决议案必须发到下级党部，特别是农村党部去讨论。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异常之复杂的，各级党部按照本地实际的情形，依据这一决议的总的路线决定具体的明确的策略。并须将当地的实际情形与讨论的经过及决议详细报告中央，然后中央才更能了解全国实际的情形，对各地作更具体的指导。
　　中央
　　一九二九.八月.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