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关于示威运动之工作上的批评与指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一九二九年六月底至七月初)]

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关于示威运动之工作上的批评与指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一九二九年六月底至七月初)]


各级党部,全体同志:
    一、群众的示威是群众斗争发展到了高度的一种最热烈的表示。即使这一示威,只限于一厂一业或一村一校的群众,但他对于压迫阶级之积恨的情绪,总已增长到了高度,才会行动起来,一般的说到示威运动,总是指着各厂各业的工人群众乃至一般的劳苦群众汇合而走到街上来的行动,他表示对于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反抗,他检阅了自己的团聚力量,故这种行动实含有庄严的意义。便在敌人,对于群众的示威,也看得是扰乱乃至动摇他的社会秩序之一个最有力的表现,故每届群众示威,敌人总是恐慌和戒备得十分厉害(自然在另一意义上,他还有借此以威吓和压迫群众的作用)。因此,我党对于群众示威的领导,必须很郑重的对于示威运动本身有一明确的认识,决不应将他看成如日常斗争一般,轻率从事,而不注意于准备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以实现广大群众的反抗行动。
  二、决定群众示威运动的条件有两种:一种是有国际的或历史的革命意义的示威纪念日,一种是目前政治上有大的变动或大的压迫所引起群众的反抗回答。但能否实现这一示威,或实现得成效如何,首先要决定于群众斗争发展的程度与我党在群众中领导作用如何。前一种的示威在中国如“五一”,“五卅”,“九一”,〔1〕“九七”,⑵十月革命节等示威,因在群众中有了较长的历史印象,有时发动起来便较为容易,但有时正因为是历史的纪念与群众当前的问题缺乏直接的联系,而发动比较困难的。后一种的示威是完全根据于当前事变,如拥护苏联,反军阀战争,援助东京被捕学生及追悼彭杨四烈士⑶等等示威,必须看群众对于这些事变当时的感觉与党之发动群众的力量如何,才能决定这一示威发动群众的宽广限度。在这点,客观的政治形势特别与有关系。假使是革命高潮时代,便是再小的事变,也常常可以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假使是革命消沉或暂时死亡了,便是事变之来有如何严重,党的主观用多大力量,也常不一定发动得很多的群众起来。中国在这时,恰恰是处在革命斗争开始复兴而又不是已经到了高潮时期,故示威实现的可能是很多的,但不是每一事变与压迫,都必可发动起广大群众举行示威反抗的。此中主要的关键,便在决定示威能否实现的一切主客观条件,而并非示威运动的根本路线可以怀疑,更非如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取消观念,认为自“五卅”以来的上海一切示威都是盲动主义,根本取消了党在目前的一切政治估量,否认了党的政治影响之扩大。
  三、机会主义——反对派根本不认识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承认群众的革命斗争已是开始复兴,故对于群众运动有实现示威的很多可能常常熟视无睹。实际上青鸟纱厂火柴工人之包围公安局,北平人力车夫的骚动,与沪西农民反对政府圈地的示威,不都是最近几月工农群众几件有声有色的自发的示威举动么?谁说目前中国群众斗争不会走上示威道路?有时机会主义者也承认这些自发的示威是事实,但他们却主张我党只要注意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等待“水到渠成”,群众自然的会走到街上去示威,而反对我党领导群众,发动群众去组织示威。这种等待而不领导的观念,真是十足的取消派经济派之机会主义观点!
  四、一年来我党领导的示威运动的总路线毫无疑义是正确的,他每次给予群众的政治影响与给予敌人的恐慌畏俱都显然是很大的。但每次示威运动,我党的领导与发动群众力量,是不是已十分充足?许多自发的群众示威,是不是都能争取到我党领导之下?没有,我们肯定的回答没有充分,没有完全。上海的示威运动自“五卅”以来都表现得发动群众不充分,尤其是最近几次示威与各区的飞行集会更表现出许多弱点。香港自沙基惨案后的示威,天津,厦门,奉天为拥护苏联运动所号召的示威,群众的发动都不宽广。许多农村自动的群众行动,甚至包围县城,威迫官吏,我们也常常不能领导。这种种弱点,不仅不能证明群众示威不可能,反而证明客观形势的发展常常超过主观的力量。机会主义——反对派不懂得这种弱点,须从主观上努力来补救,反主张改变我们的政治路线取消示威,以助长主观上的弱点。有些左倾的同志忽视了这种弱点,以为现时一切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只要我党一号召,便可以掀起广大的群众示威;不管任何事变任何压迫,只要我党一领导,群众的示威便可随之而起。这种观念的发展,必然要形成盲动乱干以至脱离群众的现象。中央通过的上海八一示威后的工作路线大纲,对于“在上海在外县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政治的经济的)发动群众不断的举行政治的示威运动,一切飞行集会,群众会,罢工,巡行,集队演讲,都应成为今后的经常任务,但必须联系到群众的日常斗争”一语,缺乏明确的解释,这是很大的缺点。因之,顺直福建等省委对于示威运动的认识,便模糊起来,以为可超越一切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举行不断的示威。这值得引起全党同志注意,要很郑重的估量群众斗争中一切主客观条件去发动群众,组织示威。
  五、什么是决定群众斗争走上示威的客观条件呢?首先要决定于群众斗争的情绪与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现在全国的群众斗争,已是开始复兴,已不复束缚在小的日常斗争之中,大的罢工与抗租抗粮无分南北都在继续发展,统治阶级对于斗争的压迫,对于工农群众的屠杀与拘捕,也无分南北是一样的。只是群众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常常是因环境而异的,一般的便是对于改组派的幻想,常足以缓和群众对于统治阶级全部的仇恨。次之,群众斗争情绪还有一部分表现畏惧,黄色工会的数量还在增加,黄色领袖的作用还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敌人压迫革命的力量还大过革命的力量,无限制的军事戒严随时可以宣布,这些都足以证明客观上虽很多可能发动群众斗争走上示威运动,但不是没有困难阻碍的,不是每一事变,每一压迫都可以发动起来的。什么是能够发动群众组织示威的主观条件呢?党与群众的关系,赤色工农会的组织,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尤其是党之发动群众的实际策略,都是决定这一示威能否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最要关键。许多客观上明明可以发动起来的群众示威,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力弱或工作不得法便致流产。……一般的示威不论上海,香港,天津,厦门,南昌,以至奉天,都因党还不会很好的使用群众工作路线,调动广大群众而常常束缚在支部范围以内,甚至秘密的与少数人接洽,或仅仅发动我们所领导的赤色工会群众与少数学生群众,因之,客观上可能发动的群众,便不能都被我们征调起来,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在上海较为好些)。故每一次示威结果,我们与群众的关系,常不能有很多的进步,赤色工会的发展,党员数量的增加,也常是很缓慢的。许多群众自发的示威,更因为我们与群众关系的薄弱,我党领导策略的不当,以至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常不能得到党的正确领导而形成革命的发展。这种种主观上的弱点,我们每一个群众斗争的领导者,每一个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我党的各级党部,都应当很谨慎的很细心的去体会,去观察,在每一次示威的经过中,求得教训,学习教训,然后才能使这些弱点逐渐减少,广大的群众示威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唯其如此,机会主义——反对派之根本怀疑示威路线的观点,乃适足以动摇对于示威运动的学习,障碍主观力量的加强,更需要我们予以坚决的反对与指斥。
  六、关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走上示威行动的实际策略,在上海的“五卅”,“八一”,“九一”至“九七”的历次示威中,我们有很多成功有很多优点可以值得学习,显著的如开始了争取群众运动公开的路线,建立起一些群众斗争的组织,党与群众关系渐渐改善,支部生活相当建立,党员在群众中的工作方法已比从前为进步等;这些,都已见中央历次通告。现在所要批评的乃是各级党部执行这一工作路线时,还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和方法。第一,他们常常为举行示威而发动示威,不能与群众日常斗争有很好联系。这一工作的结果,必然是单凭政治的号召,由机关中走到马路上,却忘掉发动群众的根本对象在工厂,在作坊,在学校,在兵营。党必须懂得党的领导必定经过工厂,学校才能走到街上。没有群众本身的斗争做基础,在目前主客观条件还是很多弱点时,更不易引起广大群众热烈的走到街上来的。各级党部有时也知道注重群众的日常斗争,也知道发动群众示威,但两者之中的联系,又常常不易建立。上海的八一示威不能与当时的自来水罢工与电气斗争有很好联系,以致不能使这两部的群众成为示威中的主力。我们可以肯定说:在现时的政治示威,如果不能将正在发生的群众斗争联系到示威的队伍里来,将成为这一示威中的最大损失。结果且要因为忙于示威,必然要忽略日常斗争,必然要障碍群众本身的工作。第二,党所领导的示威,常不能有很好的政治发动。群众假使对于这一政治示威不能有充分的认识,如何能热烈的走到街上?天津的八一与八月二十的示威号召,党只简单的站在阶级观点上宣传拥护苏联,这在政治观念比较模糊的天津工人中如何能发动得广大群众起来?便是上海,对于历次示威之政治意义的解释,在许多工厂群众中也常不能有浅显而动人的说明。地方党部常以简单的语句甚至口号号召支部,支部同志以此号召群众,并以此号召赤色工会,这很难得发动广大群众。进一步,政治解释如果不与群众本身问题联系起来,也同样不能发动群众。第三,在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上,也常是束缚在狭隘的支部范围内,至多只能及于赤色工农会的群众。许多黄色工会下的群众,尤其是无党无组织的群众,都未能算在示威的发动之中。这样,自然示威的群众范围会日益狭窄,示威的政治影响乃不能动摇黄色工会的基础,不能侵入广大无组织的群众中间以建立我们的领导。因为示威群众的组织与领导,常常是倚赖着支部的秘密路线去准备,故群众即使已为我们发动到街上来了,但他们因得不到群众组织公开的领导,很易使多数的群众立在马路两旁形成观望,而仅仅是我们支部同志去行动,以致与敌人斗争起来得不到群众的掩护,群众便是参加斗争亦不能形成广大有组织的行动。第四,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便是不顾群众的情绪,不注意一切准备的工作,任意的决定示威,号召示威,举行示威,这也极有损于群众之斗争力量的。上海八一前后小的示威(分区的)行动便表现得稍多,十月二十七至十月革命〈节〉的短距离中,还有人主张再举行一次全上海学生的示威,这都是偏重主观的错误意见,实行起来反转会使群众的斗争力量感觉疲倦,反易使敌人采取各自击破的策略而减低示威的反抗意义。这种种工作上的缺点,需要全党予以极严重的注意。必须在实际行动中体会这些缺点,改正这些缺点,群众斗争的复兴,才会为我党领导走上与敌人决战的道路。根本怀疑于示威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或企图对于示威行动怠工和恐惧的人,是不能借口于这些工作上的缺点,而成立其取消示威之路线的。在这里,这两条路线没有丝毫的共通点,各级党部,每个党员必须求得明确的了解。
  七、除了上述的工作缺点,除了中央历次通告所指示的关于示威运动之具体布置外,中央更唤起各级党部对于示威运动的下列几个实施问题予以特别注意:
    第一、示威运动的号召必须是公开的,愈公开才能愈加深入群众,愈加引起群众的注意。过去上海八一的示威,因预定示威地点向群众公布,引起同志中怀疑这是否便利于敌人的防备。实际上敌人的防备并不因我们不宣布地点而懈弛;敌人的武装集合,几分钟内可以驰至,也不因我们不宣布地点便减少了他的压迫。在我们方面,却愈因秘密,愈不能使群众广泛知道,愈不能引动广大的群众走到街上。阴谋秘密的举行,总是少数人的事,决不是群众的行动,更不是群众的革命示威行动。不仅关于号召上,一切示威的准备发动与组织,都必须建立在力争公开的路线上,这才能形成广大群众的行动。因此,一个示威运动,从号召准备之日起,党便应深入群众中去工作。每个党员变成群众斗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每个支部变成群众组织的核心,在群众中说群众的话,提出群众所要解决斗争的问题,以联系到示威问题的本身,然后使这一示威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本来就是群众自己的要求,不过不经工作的联系,便不知道,便不会要求),成为群众自已的呼声。有了群众自已的要求与呼声,便可形成为准备这一示威的组织(在工厂作坊中便是工厂委员会形式的组织)以发动群众。一厂如此,一业如此,一校如此,自然可汇合成分区或全市的联合组织,以树立示威之总的领导机关。在这种公开斗争与组织的基础上,同样的进行公开的宣传与鼓动工作,公开派遣代表到其他未形成示威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去劝说他们,引之同情于示威的行动与组织。尤其是黄色工会与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中,更要加紧这一公开活动。在这一准备过程中,各厂代表会的催开,工厂中飞行集会的号召,宣传品的编印与散发,以至示威地点巡行路线的决定,都应公开的在群众代表会中讨论。更重要的是各厂各校示威群众的指挥人与总的指挥机关必须由群众会中选出,且必须是群众中斗争的领袖,而且是大多数公认的领袖。只有在这样公开的路线中准备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大的群众才会为我们领导到街上,才会在领袖的公开指挥之下热烈而勇敢的行动起来。有了这样公开的基础与一致的行动,群众的情绪必然要高涨,口号的呼喊也不会象过去断断续续的不能继续很长的时间。假使纠察队宣传队的组织再能形成,则成队的游行,革命的歌曲,均将从群众热烈有组织的行动中表演出来,歌唱起来。这时便是敌人的警察巡捕兵士来干涉拘捕,必然会引起群众勇敢的拒抗,愤慨的抢夺,再进一步便会形成肉搏,演成巷战。这一切一切的表演,必是在群众中公开的发动,且在不断的压迫中争得不断的公开,然后群众的基础才能宽广,才能有力。党的支部工作,便是在这一切公开的路线上,树立他的秘密基础,而形成党团领导的活动。
  第二,示威运动是武装暴动与巷战的预习。这一演习的基础在群众,故群众的发动,群众的组织,群众的武装训练是这一问题中的基本工作。为着群众发动得宽广,必须在示威前尽可能的在各厂各业各校中做准备工作。一切离开群众基础的号召,都不如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故示威前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演讲,飞行集会,与其集聚少数人的到街上来行动,莫如在厂门口,更好是在厂内,方能更为有效,才更易影响群众,而且使一切工作能掩护深入在群众中间。关于群众的组织,除掉上述者外,纠察队的组织是工人武装的基本队伍。这一组织,我们应在群众中公开宣传与号召,尤其是在工人斗争发展的过程中,更应迅速的成立纠察队。纠察队因其有武装组织的意义,必然要成为示威中的中心力量。武装训练要经过宣传与解释(这在上海广东武汉工人中几乎一经道出便会接受),要在工人的热望中予以严密的武装与军事训练,特别是巷战术与使用器械。当然我们要向群众解释明白目前群众示威不会是武装暴动,但当着群众斗争到了较高度的时候,示威也会演成巷战。这一前途,在对于群众宣传武装暴动与示威运动时必须要明白指出。
  第三、每一群众示威过后,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党不应丝毫放过。党应利用这一影响去继续发动群众进行本身的斗争,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加紧对统治阶级反抗的宣传,不断的与黄色领袖斗争,加紧党与群众的关系,努力吸收新的党员,继续建立支部的健全生活——这一切工作都应针对着示威后的新气象而加紧去做。过去有许多地方,在举行一次示威运动后,党及群众工作反懈怠起来,甚至会退步下去,这真是不应容许的工作精神。
  现在十月革命节过去了,各地党部关于这一次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都应向中央做详细报告,主要的内容,要关于策略的运用及工作方法有详细的描写。
  中央更号召全党在准备与进行纪念广暴举行反军阀战争运动周中,要澈底了解群众示威的严重意义与党之示威路线是建立在如何的基础上来准备群众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要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指示的一切工作路线与肃清工作中一切缺点以实现全国动员的伟大的示威运动!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央
  一九二九,一一,八。
  根据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二十三日出版的《红旗》第五十
  五、五十六期刊印
    注释
  〔1〕一九一五年复活节,由意大利青年同盟发起,在瑞士倍恩召集了各国青年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每年九月第一星期日为国际青年纪念日。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又在柏林召集一个少年国际大会,成立了“少年共产国际”,将“九一”也作为少年共产国际纪念日。
  〔2〕一九O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于九月七日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一九二四年由北京反帝大同盟向各革命团体提议,决定“九七”为国耻纪念日,在这一日应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示威运动。
  〔3〕指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帝国主义国民党杀害的彭涛、扬段、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
责任编辑:孟庆闯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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