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中央：
　　三〔二〕月七日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三次〉⑴进攻井岗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的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池〔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急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健〔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沈弱〔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俱农民〔到〕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导领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火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多〉⑵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岗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见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份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团结内部〉⑶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岗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溪，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若〕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木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退〔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争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天〔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期〔时〕间分〔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事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的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⑷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⑸是〔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然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二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亦来〔未〕打过仗战力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二团好的；且五部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二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游〔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湘〔湖〕南来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岗永新万〔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乱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⑹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我们三月十四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风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致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雩都，到雩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廿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现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茶的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辛，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到雩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郊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太〔泰〕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风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辉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份留边界外，大部份出来的计三千六面人，一千一百枪，在大庚信丰寻邬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连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洒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第纵队辖二支部[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支，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岗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枝。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汀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第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一]支队大队两级设常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常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洒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鼎部下反叛出来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汀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和机会，那边除王佑[佐]部二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荼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装也被豪绅缴去，群众都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红郴州在资兴汝城桂阳〔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后，党的组织打破，武装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支枪，秋季全部复灭于攸醴交界之黄土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全〔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须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视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的失贩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
　　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湘〔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湘〔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起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历史的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廿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言人》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南〕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同〔月〕志〔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讲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路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释
　　〔1〕〔2〕〔3〕〔4〕〔5〕〔6〕〈 〉内文字系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六大以来》中《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