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不是陈独秀，是谁？（2）

　　阐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战争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觉醒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266页）这个开始的杰出代表是李大钊。

　　1918年11月，北京举行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讲演大会，一连讲了两天。当时的社会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在演讲中都异口同声称赞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英美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协约国及美国大战成功，……使国防全无之中国，后此患于军备之苦，亦以立国东亚”。（《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这种倾向，在当时一部分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他们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民主的“象征”、公理的“化身”。

　　唯有李大钊阔步登台，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又一次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它就成为这次演讲会的主题，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第一次了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和结果。第一，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战争。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资本家国家的扩张主义，“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李大钊选集》第121页）李大钊还阐明了对待战争的态度，他认为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劳工阶级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阶级”。（《李大钊选集》第127页）

　　第二，指出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李大钊认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不可挡的潮流”，它将冲破历史上一切腐朽反动势力而最后获得胜利。他说：什么皇帝口列，贵族口列，军阀口列，官僚口列，军国主义口列，资本主义口列，“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落在地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

　　第三，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李大钊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李大钊还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必然要步德国的后尘，发动世界大战。而“那卖国的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从而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北洋卖国政府的罪行，不断地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

　　李大钊这些崭新的观点，精辟的论述，深刻的揭露，及时澄消了人们中存在的许多糊涂认识，使中国人民迅速地觉醒起来。一位当事人说：“当时帮助我们了解十月革命和国内外局势的人主要是李大钊同志，”“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思想和行动的启发”。（《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56页）匡互生说：“有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带强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钟暮鼓，一向消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从睡梦中惊醒，思想解放自是当然的结果了。”（《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49页）尤其使那些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迅速觉悟起来，很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陈独秀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比不上李大钊那样明确、深刻，经历了相信、怀疑和否定的发展过程。他在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看成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吹捧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由于社会上名流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不少青年们受了迷惑；既然连陈独秀都这么说，青年学生中受迷惑的人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大学生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前表示祝贺。北京各校学生，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后来由于受了李大钊的积极影响和事实的教育，陈独秀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在1919年2月的《每周评论》第8期上，同时发表了两则随(感)录：一则题为《威大炮》，把原来他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威尔逊，贬低为一文不值的“威大炮”；另一则是《公理何在?》，把所谓“公理”、“民主人代表的协约国，转而斥责为剿杀十月革命、迫害反战英雄李卜克内西的刽子手，并气愤地连声直呼“公理何在?!”直到1919年5月1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2期发表评论，对帝国主义本质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啊!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并且号召人民开展相当的示威运动，彻底铲除“军阀、官僚、政客这三害”。陈独秀的上述观点，由于他是新文化运动创始人的身份，对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远远比不上李大钊所起的作用那样深刻、广泛和强烈。总之，在五四运动前，达到李大钊这种认识的先进分子，还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