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2）

　　最早提及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的是主张温和改革的维新派人士，如王韬、康有为等人。他们在其介绍欧洲近代历史的著述中都先后提到“法国革命”，但却是一种否定性评价。在他们笔下，法国革命党人不是“暴徒”，便是“乱党”；法国大革命也是一部血流成河、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他们站在改良的立场审视法国革命，其心态是惧怕革命，恐惧革命，担心中国发生革命。因此，他们通过叙述欧洲革命故事，告诫当权者锐意改革，以免重蹈法国覆辙。同时，通过渲染法国革命的血腥，反对即将在中国产生的革命暗流。梁启超是当时维新派中被人视之为具有革命倾向的人物。他先后写过《释革》、《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释义“革命”的文章，认为革命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梁启超说：“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考察梁启超关于革命的言论，不难发现，他的内心世界其实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由于他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师命难违，不敢公开常言革命，只能以比较温和的“破坏主义”表露自己的诉求。梁启超是晚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倡导者，尽管其革命的含义是变革，尽管他对其多有辩解，但明眼人还是能够看出他的革命情结，只不过隐晦、模糊罢了。

　　旗帜鲜明提出并极力鼓吹实行革命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邹容撰写《革命军》，从进化、公理、救亡、人权等多个方面阐述了革命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并给予革命以无限崇高的地位。他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章太炎也将革命视为解决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一剂良药。他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如果说邹容、章太炎二人是将近代革命理论与传统革命意识笼统讨论的话，那么，孙中山以他的敏锐与智慧，已经开始将传统革命与近代革命作了区分，明确强调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国民革命”，给其赋予全新内容。孙中山指出：“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随着革命观念的流行，革命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孙中山的政治形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以前的“草寇”、“大盗”和“乱臣贼子”一跃而为“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一个全新的革命领袖呼之欲出。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发动“二次革命”，被戴季陶称之为“民主与专制之激战”。“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等人又曾密谋举行“三次革命”。革命党人不屈不挠的努力奋战足以表明，革命已经成为志士仁人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精神动力。金观涛利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数据库1830-1930》关键词检索1911年的“革命”与“立宪”，得出的结果是：“革命”一词出现过200多次，“立宪”一词出现过400余次。“这意味着支配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并不一定是革命观念”。金观涛认为，“到1920年代，国民党为了论证自身的合法性，‘辛亥革命’才成为一个指涉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的常用词。也就是说，把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说成是革命，是1920年代新道德意识形态对历史再解释的结果。”对此数据统计和理论推断，笔者不能苟同。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媒体由于主办者政治态度不同，立场有别，因此，对于此事件的报道，使用的词汇差别很大。不论是支持或同情革命的媒体，还是持中立态度的媒体，大多用“革命”、“革命党”、“革党”、“党人”、“鄂乱”等词来报道。其中，“革党”、“党人”、“鄂乱”等词使用的频率相当之高。如果仅仅以“革命”作为关键词检索，包含武昌起义革命信息的“革党”、“党人”、“鄂乱”等词，是检索不到的。再加上当时中国依然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各种媒体在时事报道中对诸如“革命”等敏感词语还是持审慎态度的，不能完全反映当时革命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