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3）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革命的宣传和实践，使革命思想与革命理念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主要表现在：不但出现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民主革命等概念，而且还引发了广义的社会文化革命意识。从晚清到民初，革命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诸如“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教育革命”、“社会革命”、“佛教革命”、“祖宗革命”、“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学革命”、“国民革命”等术语、口号相继出现，显示了革命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至20世纪20年代，“革命”话语已拥有至高地位。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党派均以革命相号召。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中国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竞言“革命”，革命变为多党派的共同诉求，并上演了“大革命”的壮举。1927年后，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从此对内保守，对外妥协，逐渐放弃了革命主张，孙中山一代所强调的革命性几乎完全丧失。而中国共产党则继续高举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旗帜，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完成了孙中山的一部分未竟之业。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的和平年代，邓小平也讲改革也是一种革命。这说明革命也是一个好东西，关键要看其内涵和本质。

　　精神遗产之二：民主思想革命特别是近代意义上的革命既然不是简单地以武力夺取政权，使公权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实现轮流做庄，而是以一种相对进步合理的政治体制取代传统的政治体制。具体来说，就是以共和民主体制取代封建专制体制，从以帝王为中心转型为以政党精英为中心，从寡头政治转变为人民政治。建立新型民主政治，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共同追求，各派人物虽然用词不同，“民本”、“民权”、“人民主权”各自表述；话语体系有别，“立宪”、“共和”、“宪政”理想迥异，但是，都正面肯定和积极认同现代民主的时代价值。 这一进程中，明显经历了从传统“民本”话语到现代民主话语的转变。

　　西方民主一词传入中国后，很快激活了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期，传统“民本”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强势话语。当然，这一时期的“民本”含义，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了中国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原有内涵，欧美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甚至人民主权论的影子和痕迹随处可见，只是表现形式比较隐晦、含蓄而已。比如，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很能反映当时思想界的普遍认识。谭嗣同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台湾学者韦政通对此做了总结和概括，认为在谭嗣同关于君民关系的思想，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意思：其一，国君是由人民选择、选举的；其二，因是人民选举的，国君自然亲民；其三，国君既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因此人民为国家的主体；其四，人民能选国君，也可罢免国君。其五，人民选举国君，是要他为大家办事，做人民的公仆，如不能尽职，就要将他罢免。谭嗣同属于维新阵营中的激进派，思想言论远比同辈超前，但在涉及民主的问题上也是点到为止，实质上还是维新派“君民共治”政治模式的理想图景而已，更多表现在理论层面。维新派之所以不能突破固有体制而倡言民主，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内心没有完全认同并接受近代民主，包括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