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4）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维新派羞羞答答的“托古改制”与遮遮掩掩避谈卢梭绝然不同，毫不隐讳地举起了近代民主共和的思想旗帜，不但将民主作为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并为此作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探索。早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年轻的革命党人邹容便在其《革命军》一书中，对近代民主做了讴歌与礼赞。邹容认为，中国人知道卢梭、孟德斯鸠等民主思想家的著作，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因此，这些思想应该成为中国实现民主的理论武器。他说：“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坯胎，皆基于是。”邹容还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并明确说明这个新兴共和国主要参照美国政治模式。不管是否具有可行性，在那依然是清朝专制统治的年代，邹容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其英雄气质和不畏牺牲的精神是无人可比的。以蹈海身死来唤醒国人的革命先贤陈天华认为共和制度是一种最理想并且适宜于中国的政治设计，明确倡导“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他说：“法人孟德斯鸠恫法政之不如英善也，为‘万法精理’一书，演三权分立之理，而归宿于共和。美利坚采之以立国，故近世言政治比较者，自非有国拘流梏之见存，则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国沉沦奴伏于异种之下者二百数十年，迩来民族主义日昌，苟革彼羶秽残恶旧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善之政体，则宜莫共和若。”陈天华还对当时流行的国民教育程度不够，难以实行民主的观点作了系统批驳，指出在中国实行民主立宪是大势所趋，时代的必然，“中国舍改民主之外”，别无选择，“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针对当时政治转型必须有序，从野蛮到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民主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的观点做了批驳，明确指出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他说：“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1905年8月，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他说：“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权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段话铿锵有力，简要勾画了一幅民主共和国的图景：议会制度、宪法政治、民选国家元首、大众参与政治、彻底告别帝制。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随后立即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一步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这一系列民主原则，试图以制度的形式给予固化。其具体设计及方案是：第一，人民主体论或人民主权论。建立中华民国，必须全力融入这些理念：“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享有各种自由权利并具有参政权。第二，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分权制，议会负责立法，大理院负责司法，总统或内阁总理负责行政。各个权力之间实行制衡，不得越权。第三，实行政党政治。所谓政党政治，当时革命党人的理想是形成执政党与反对党一方执政、一方监督的执政格局，而且两党之间必须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套用中国近代政党政治之父宋教仁的话来说，就是“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朝，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第四，实行地方自治。第五，通过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渐次实施。对此，长期致力于近代民主思想研究的方敏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他指出：“以上方案在理论上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仿行西方政治制度方面以民主制度较为完善的美国模式为蓝本，内阁制度的设计则有兼采美、法两国制度而取折中之意；方案中关于革命程序的设想，则体现出革命党人对中国具体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关注。所有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该方案的民主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大规模的民主政治试验在民初并不成功，但作为一种思想遗产，却给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许多启示。

　　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精神遗产。精神遗产除上述的革命思想和民主思想之外，还有科学思想、“振兴中华”的思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思潮等等。限于篇幅和时间，不能一一进行深入系统的解读和分析。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来临之际，重温和检视这场伟大变革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以敬重与同情的态度来反思和审视其深刻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